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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劉美妤
八月六日，凱達格蘭大道上聚集著幾百位千里迢迢由災區前來的人民，加上在台北的聲援民眾，上千人齊聲抗議政府重建不力，令去年8月8日因莫拉克颱風而流離失所的人們無所適從。由台灣原住民部落行動聯盟號召，災民們頭綁「反迫遷、反分化」的黃絲帶，前排青年們以圖片看板展示風災至今重災區殘破依舊，來自南沙魯村的孩子們更拉起大布條，醒目的紅字寫著：「總統，我們的民族國小呢？」令人見之鼻酸。夜半台北下起滂沱大雨，眾人齊力搭起遮雨的棚子讓老弱及想睡覺的朋友們優先避雨。雨水像緊跟著災民的一場夢魘，從去年悲傷的父親節到這夜，然而他們爽朗地笑著說：「我們原住民最不怕的就是雨啦！山區一天到晚在下的。」從風災裡活下來的他們，不退縮地堅持在這裡，並在隔日太陽出來後，借這塊凱達格蘭族祖先居住之地升起狼煙，宣誓原鄉重建的決心。
八八風災一週年了。然而「分化」其實正在這場反分化的抗爭中真實存在。並非所有災民都贊同以抗爭方式爭取權益，更有不少人早已選擇申請慈善團體所建的永久屋，從此離開原居地。前往凱道與否，本身就存在意見的對立，更有著政治介入的痕跡，十幾位魯凱族青年能夠來到現場，是因不畏鄉代的恐嚇。撇除政治因素不談，「留鄉派」和「遷居派」意見的分歧本就是必然，然而在政府急就章的重建政策下，災民非但沒有充分的時間討論就必須在「原地重建」和「住進永久屋」兩個選項裡二擇一，更缺乏各地自救會自主決定重建方式的空間。參與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工作九年的台灣農村陣線發言人蔡培慧指出，九二一重建上較好的地方在於由居民自決，最終決定權在居民手上，要遷、要留、要怎麼重建，都是居民之間討論出來的，過程耗時，但自主與共識能造成好的結果。而八八風災後缺乏完善的安置機制，造成嚴重的問題。
蔡培慧用九二一重建的經驗及國際上重大災難的標準處理程序「搶救、安置、重建」分析莫拉克颱風後的衍生問題，「國際上的SOP是一個好的模式，每個國家不同，但沒有一個國家跳過安置直接重建。中國大陸的五一二川震現在還很多人住組合屋，當然擠上萬人不好，但安置這件事很重要。他們也承認在巨型災難後，環境、人的心理、公務上，都需要有一個過程去重新安頓，重置那個機制，但台灣沒有，直接跳到永久屋。」她以學生考試的心態比喻政府，「因為在風災發生時答題答得很差，所以下一張就要考100分甚至200分，但他漏了中間那張考卷，結果還是不及格。」
時間的壓縮更使得劃定特定區域的手法粗糙，對於仍抱持回鄉生活的災民而言，政府官員、專家以一兩次的會勘結果判定何謂「特定區域」未免太過粗糙，專家丟出的專業語言更讓許多災民大呼「聽攏無」。倘若安置計畫完善，在中繼屋時期，居民和專家充分溝通，彼此都能互相理解。「專家不是豬頭，但一兩次溝通是不夠的，需要給他們時間去發展一套民眾都聽得懂的語言。」蔡培慧說。目前暫住在中繼屋的鄒族人羅先生帶著愁容表示，一次次的會議裡，專家說的話都是些大家聽不懂的數據和術語，把大家在阿里山找到的重建基地打回票，更糟的是自救會的意見完全不被當一回事，令他們感到非常無奈，但仍盡力爭取原鄉重建，「我是務農為生的，當然想回山上耕作。」
儘管人人都知道「沒有鄒族的阿里山，哪能叫阿里山」，鄒族的境遇卻或許是當前最不樂觀的。歌手高慧君憂心族人的情況，她說許多人現在仍寄住在親戚朋友家，生活困苦。阿里山鄉的重建計畫中，樂野村永久屋預定地並未通過嘉義縣政府水土保持審查，其他基地也一個個被專家評為「安全堪虞」、「開發成本過高」，目前僅有番路鄉轆仔腳（觸口）永久屋基地一個選項，卻令族人質疑嘉義縣政府的意圖是將鄒族遷往平地，淪為「櫥窗民族」。面對近千人將遷離，更有文史工作者認為事關鄒族文化的存亡，一名青年簡單的對我點出了問題：「不回到阿里山的部落裡，我們怎麼延續祭典？連服裝都做不出來！」災民不禁質問，偌大的一座山，能讓漢人開茶園、能讓遊客坐纜車觀光，為何卻找不到讓鄒族安身立命之地？
慈善霸權 政府退位
而災後重建不力更根本的原因，蔡培慧直指政府對「住宅」的權利認定僵化及「慈善霸權、政府退位」這兩塊。在國家法律認定上，住宅屬於私人財產，然而對因災難失去家屋的人民，蔡培慧認為應保障其居住權，「住宅是人權的表徵。」尤其對中南部山區居民，他們在部落的房子根本沒有漲價、買賣的可能，因此重建條例中提出的優惠貸款方案實則建立在一個無中生有的假設上──它仍是貸款，因此就假設了房子有漲價與交易的可能，並且以金融的方式切斷受災戶應受保護的資格。「他們不過是需要一個安身立命的所在。」蔡培慧說，「但政府依舊把住宅當作個人財產的累積。」
「慈善霸權、政府退位」更是八八風災至今最棘手的一塊問題，在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四條條文中便明訂了「各執行機關執行本條例、災害防救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之事項，得委任或委託其他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慈濟、紅十字會、世界展望會等大型NGO因此取得法源依據，強化了慈善團體及財團介入重建工作的空間，反而社區參與在制度中缺乏明確的依據，因而遭到弱化。蔡培慧對此憂心：「慈善團體的介入不是單純提供資源、提供專業給住戶，它有一個高度的『霸權』心態，就是『我來照顧你』。那個照顧其實很可怕，因為那就是由別人來決定你是誰、決定你能有什麼、做什麼的生活。我覺得這不是重建，而是一個社會排除，在這個過程當中，你非但沒有機會自立，反而因為不能適應而被排除在外。」
慈濟大愛村的例子正是血淋淋的證據。魯凱族好茶村去年以壓倒性票數通過拒絕由慈濟來建造永久屋，選擇自己去爭取基地重建，但在好茶部落遷建推動委員會副總幹事李金龍點出「慈善霸權」這項先前沒人敢說出口的事實之後，慈濟依舊以家父長式「我是為你好啊」的態度管理居住於大愛村的原住民。慈善團體一手包攬重建工作彷彿在張揚自己存在的價值，「講難聽點，慈善團體和財團這樣，像在搶山頭。」蔡培慧說。更可怕的是他們在善款自足的條件下絲毫不受政府監督，政府也不提供居民選擇自力重建時應有的住宅輔導，誠如蔡培慧所言，「政府退位」，為趕進度而自我矮化才是問題的關鍵。
蔡培慧並不認為九二一的重建經驗多麼值得讚揚，然而在「生活重建」的內在層面上，長時間討論所琢磨出來的結果使得人與人之間較好的連結化為可能。她認為，九二一重建時制度的開放使得人容易取得資源去做事，而八八風災由中央統籌、內政部發包，缺乏彈性；且生活重建工作裡特重社工專業，然而社工專業並不能涵蓋其他的重建層面，例如產業。重建並非單純的物質層面，如何在災後找到重新站起的立足點，是比單純擁有一個住處更困難的事。蔡培慧表示：「重建的過程也是內在重建的機會。現在是全部幫你建好了，你進去一個空間。但那個空間是不是你能左右的？那個空間和你的關係是什麼？現在很模糊啊。」
漫長的重建之路上，法條裡若能加強社區參與的機制，地方政府也強化自己的角色並更遵循《原住民基本法》的精神，將會是災民的一大福音。台灣原住民部落行動聯盟早已在聲明中點出政府的缺失，然而當晚，原民會主委孫大川和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副執行長陳振川到現場關心，卻沒有帶來任何具體的承諾。凌晨現場群眾藉台北賓館的圍牆搭起遮雨棚時，還險些爆發警民衝突，在這整個過程中，國家究竟保護了誰？流失的土地不會回來，但流離的人民仍必須在這塊土地上活下去，國家當前對原住民居住權的不尊重，竟是比莫拉克颱風更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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