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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說明：已故的三星電子職業病勞工受難者群像 (來源：苦勞網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5134) |
為什麼讀完這篇文章我有好強烈的既視感啊.....
三星──世界其中一間最大的跨國企業，剛刷新利潤新高。其本年度第二季的利潤比去年激增七成九，晉身成為當今領導全球的手機、電視及記憶體製造商。單在南韓本土，已產生其1萬1千億美元中約兩成的經濟收入，擁有80多間附屬公司，提供不同種類的產品及服務。
三星電子是三星企業集團最重要的資產，三星這個品牌對香港人來說絕不陌生，其智能手機及其他電子產品銷量甚佳，但在其「人性設計 自然演繹」(‘Designed for humans, inspired by nature’)的最新口號背後，那些實際生產貨品及讓公司賺錢的人卻蘊藏一個非常不同的故事。
截至本年三月，單在南韓已有155宗三星電子生產工人患上白血病(leukemia)、硬化症(sclerosis)及再生障礙性貧血(aplastic anemia)等致命疾病的個案，當中已有超過60人死亡。其餘的工人也有皮膚病，甚至流產等問題。儘管愈來愈多的證據出現，三星繼續否認工人的死亡及患病與其工作(其使用的化學原料仍是高度機密)存在因果關係。也許更令人不安的是，南韓政府與三星有相當緊密的合作，使三星可以繞過勞工條例，拒絕工人享有組織與安全工作的權利，更逃避負上工人因工作患上的疾病，甚至死亡的責任。
於二零零七年因一名三星年輕女工黃于宓(Hwang Yu-mi)死亡而觸發成立的「半導體勞動者健康與人權守護聯盟」(SHARPS — Supporters for the Health And Rights of People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為無人幫助的工人爭取權益。在今年九月中一次少有到訪香港的機會下，SHARPS的工運領袖孔政玉醫生(Dr. Jeong-ok Kong)和勞動法律師李鍾蘭(Jongran Lee)，跟我們分享了三星傷害工人的行為及為公司受害者爭取權益的困難。在短短一句鐘裡，我們發現三星的黑暗故事不單是一個為了利潤最大化而不惜一切代價的個案，更是一個確實且耀眼的例子：由政府及商界組成的不神聖聯盟，是世界各地資本主義經濟下極普遍的現象。
Ms. Jongran Lee (left) and Dr. Jeong-ok Kong (right), Hong Kong
K: Krystal, 訪問者，左翼21成員
DK: 孔政玉醫生(Dr. Kong), 被訪者並為李鍾蘭翻譯
DK: 孔政玉醫生(Dr. Kong), 被訪者並為李鍾蘭翻譯
K: 孔醫生，可否告訴我們你們的團體有什麼目標？你們又在爭取什麼？
DK: SHARPS是由一班行動者及受害者組成。二零零七年，一名二十二歲的三星女工黃于宓死亡，其父親發現很多工人在相似的情況下患病及死亡。父親懷疑這些死亡事件是因為危險的工作環境所致，但三星不斷否認這與工作相關，更用盡各樣方法，包括威脅、賄賂及隱瞞證據，以阻止真相曝光，否認責任。但因著我們的努力，不斷搜集愈來愈多證據，到目前為止我們知道有超過155宗患病個案，其中62人已經死亡。受害者需要取得賠償及康復，更須停止再有死亡個案出現。不過，這都只能透過對工作環境危險狀況的調查，及對僱主作出懲罰等途徑達致。因此我們其中一個目標是為受害者向政府的工人補償制度爭取賠償，我們希望先取得官方的賠償，而非馬上取得三星的賠償。
K: 既然政府如此無能，為什麼要向其爭取？兩者又有什麼分別？
DK: 政府的工人補償制度是這樣運作的：假如你在工作間受傷，你可以向政府申請補償，既可較快取得賠償，亦確保工人可應付緊急的醫療開支及家人的生活。之後，工人可向其公司提出法律訴訟，追討責任。我們目標是做到這兩步，但重要的是首先依法取得官方補償。主因有三個：第一，若要成功向僱主追討責任，得到政府補償制度確認你的個案是相當重要的證據！第二，一旦你的工傷或疾病在官方紀錄在案，就可授權其他政府部門向公司採取行動，包括偵查甚至懲處，從而提供了機會使政府可以干預公司的行為。第三，事實上受害工人的數字持續上升，假若我們接受三星向一位受害者作出賠償，那下一位受害者又如何？三星的策略是向一些比較大膽表述及「重要」的受害者作出賠償，其餘的就不去理會，這樣，三星對付個別工人比對付一群工人容易得多。假如我們可以取得官方補償，不單是三星的工人，而且旗下承辦商的員工，甚至是其他半導體電子行業的工人都可受保障。故此，我們的目標是推動政府履行其本應承擔的責任，作為企業的監管和規範者。
K: 這個目標有多成功呢？
DK: 去年，我們成功透過長達四年的訴訟，爭取到職業性癌症獲得確認。我們為五名受害員工向政府拒絕為工人作出補償而提出法律訴訟，其中兩名受害員工勝訴，其餘三人敗訴。這兩宗個案是歷史性的勝利，因為過去幾乎沒有人可以戰勝三星。但裁決後，政府官員到了三星視察後，就宣稱會向上級法院提出上訴。我們舉行了一個靜坐抗議要求政府不要上訴，停止行動並接受裁決結果，因為對受害員工來說四年實在是太長了。但政府沒理會，因此這兩宗個案仍在上訴中。今年將會有裁決結果，不過工人勝算很低，因為正如我說，三星對司法機關有一定影響力，縱使一些好的法官最終也會向錢屈膝。去年的勝利是一個奇蹟。
三星的創辦人：「承認工會？除非我死了！」
K: 為什麽工會不能替工人爭取賠償和權益？三星是否有「不允許工會成立的政策」？
DK: 三星不允許工會成立。三星的創辦人李秉喆(Lee Byungchul)表示：「承認工會？除非我死了！」(Recognize trade unions over my dead body!) 。三星要確保一切都在控制之下，需要工人永遠處於一個弱勢的位置。當然，他們禁止工會成立的政策是違法的，但三星用盡方法去維持現況，例如暗中監視。假如他們發現工人嘗試組織，就算只是聚在一起，還未談上成立工會，公司就會監視及跟蹤他們，紀錄工人的一舉一動，他們竊聽工人的手機，利用他們的技術，他們可以追踪你的位置，知道你經常去的地方。三星有一個專門負責這項工作的部門，而且很強大。在南韓，政府也有處理國家安全的部門，就好像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和聯邦調查局(FBI)的組織，但三星的監控能力比政府的更強大，政府甚至會向三星索取情報，我們發現三星控制了所有信息。三星不單防止工會成立，更設法打擊工會，最近成立的工會，其領袖便遭到三星用各途徑嚴懲。
K: 公司竊聽僱員的電話，並且跟蹤他們，政府竟讓其明目張膽地進行？
DK: 你知道什麼是公開的秘密嗎？這的確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例如，我們曾經認識一位很重要的員工，他仍未有患病，但他的同事已相繼離世。他是其團隊中四名工程師之一，他的另外三名同事都染上重病。第一個患上血癌、第二個三十多歲便患上皮膚癌、而第三個則患上一種叫韋格納肉芽腫(Wegener’s Granulomatosis)的致命奇疾。他們從此失去工作能力，其中一人更因病離世。所以失去伙伴的他便來找我們，並告訴我們很多事情。他更指出如果再因公司而引發任何麻煩，他便會飛往美國，但之後他就突然失蹤了，我們再也找不到他。當他終於再來找我們時，他要求我們將他所提供的資料保密。原來公司曾派人找過他，並告訴他，如果他繼續披露這些資料的話，他們可以阻止他離開韓國，他也將無法離開。他其實只向我們提過要到美國去──他甚至沒有告訴妻子這件事。所以他才意識到自己的電話被公司竊聽了，同時公司應該還對他作出了其他行動，因為在之後的聆訊，三星派了他作證來反對我們的證人。他們所做的事是非常殘酷的，他們其實在泯滅他的良知。
K: 三星似乎暗示了他們不能對這班死去的員工作出賠償，因為他們要保持自己在國際資本主義制度的競爭優勢，而且如果容許工人組織工會，有可能導致其敗給其他如蘋果的公司。對於這個想法，你有什麼意見？
DK: 他們應該閉嘴！（苦笑）在韓國有三個基本的勞動權利：結社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等集體行動的權利。這些都是憲法授予工人的權利。抑制工人行使憲法上的權利是一個很嚴重的罪行。如果受害者只有少數，情況可能有所不同，但一大群工人都長時間在類似的工作環境中受苦，並都罹患了類似的疾病，現在受害人數已超過一百人了。如果三星有工會的話，遇到這種狀況時，他們則可以作出相應的行動。這些死亡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換句話說，三星的反工會政策殺害工人。
圖片說明：「半導體勞動者健康與人權守護聯盟」於2011年全泰壹殉難紀念日的勞工集結大會廣場上，表演象徵勞動者因工作環境危害而倒地不起的「仆街」行動。來源：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5134
企業與政府，合作犯罪的夥伴
K: 你剛才提到，三星能夠實際影響到員工能否出境，而且他們還掌控了很多機密信息。到底三星對整個南韓政府的影響力有多大？而三星又能從中取得甚麼？
DK: 一份關於三星如何控制工人的秘密內部文件於1998年公開。該文件顯示，政府內不單是高級官員，即使是最低級的官員都跟三星有關聯。例如，位處勞動部最低級的勞動檢查員，三星亦有一些策略「管理」這些低級官員。三星送禮物給他們、探訪他們，並與他們交往──基本上，他們與這些官員建立不帶任何明確要求的私人友誼。所有這些細節都載於該文件中，作為一種管理政府的指引。三星已經與所有部委、部門、警方、地方政府、司法機關和媒體等建立了連繫，這是一個龐大的網絡。許多法官與律師都曾取得三星以獎學金形式贈予的金錢以繳交其學費及租金。我們常會如此比喻：政府就像是一所職業培訓學校──要麼你便「持續進修」，要麼你便畢業並找份工作。例如，如果你是一個負責訂定財政政策的政府官員，而你制定的政策對三星有利，大家便會開始猜測，「他將來會在三星得到甚麼職位呢？」那便是「找份工作」。或者，你最終會在政府得到一個更高的職位，這便是「持續進修」。因此，無論如何，政府就像是三星的訓練場。
K: 這是否經常發生？
DK: 當然。這種情況有很多，但最有趣的便是這個──他的名字是魯民基(Noh Min-ki)，他以前是韓國職業安全健康局局長（下稱KOSHA），而在這之前，更曾是勞動暨就業部副部長。無論如何，他辭掉那些工作，現在他是三星僅有的兩名外務執行董事（外部董事）之一。這份工作很明顯早已預留給他。事實是他還坐在KOSHA的辦公室時，我們已經發起為三星受害者的爭取運動。KOSHA替三星將這個問題圓滿地解決了，因為他們作了調查，卻拒絕披露調查結果，因此我們亦因為他們的態度嚐了很多苦頭。一些受害者告訴我們，他們對政府(尤其是KOSHA)的仇恨比三星更深。因為三星固然是壞，但政府理當是人民的政府。
K: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三星對政府有很多直接影響。那間接影響又是怎樣的？在何種程度上三星在韓國經濟中的壟斷地位，賦予它更多的議價能力？
DK: 由於韓國只是一個小國，所以三星對政府的影響力極大。根據其中一個韓國僱主組織指出，整個韓國的經濟支柱是半導體電子行業。而三星便是該行業的巨頭。三星和第二位之間的差距則相當大。所以你可以說，三星是韓國經濟的命脈！電子雖是三星集團的重點領域，他們也有私營保險公司、醫院、大學及自己的媒體等等。另外三星集團不同的家族成員，像兒子、女兒、女婿及媳婦擁有大部分的大公司，即使他們不屬於三星集團。所以，這個最富有的家族成員網絡實際控制著韓國的經濟。因此很多人依賴三星及其網絡為其收入來源。
K: 除了承認三星的工人染病和死亡都與工作相關外，政府還應該有什麼措施來保護工人嗎？
DK: 政府需要履行其法律責任。例如，他們應檢查三星的工廠和其他工作場所，但他們並沒有這樣做。在所謂的自願性安全和健康政策下，所有工廠和工作場所都變成了自我監管。公司編寫檢查報告，然後政府通過，這多可笑。這就像你把一個罪犯放在監獄裡，並跟他說：你自己看管自己吧！即使在一些有很多工人死亡的工廠，政府亦沒有好好履行職務。例如，三星一直拒絕開放其工廠，和提供那些也許可以確認暴露於危險化學品的工人所面對的風險，及能終止那些因而導致的疾病和死亡的重要數據，政府並沒逼使其披露真相，反而容許三星採取「自發」行動，聘請一家美國公司艾佛朗（ENVIRON）作出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對工人「沒有健康風險」，亦沒有「科學證據證實工作環境與多位經診斷患上白血病的前工廠員工有關」。我們質疑這是那門子的「科學」，和這個三星贊助的調查的意圖。因此，我們仍然視政府為我們的目標。懲罰違反勞工法例和人權的僱主是必須的。但是現在，即使我們可以得到官方賠償，這還是從納稅人手中取得的，因此對像三星這樣的僱主根本不構成任何壓力。他們還可以殺害更多工人，因為這很便宜。工人的生命就是如此便宜。
一個看不見的最終目標
K: 如此看來，在南韓很多人都了解此事。但是，就我們所知，很多南韓人都因三星為國家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這種民族主義會否為你們的運動帶來困難？
DK: 事實上很多南韓人為三星感到自豪，三星就好像是國家的代表。例如，當他們在其他國家旅遊時看到三星在地下鐵路的廣告時，他們便覺得自豪。因此那些傷害跟死亡的事實，的確會讓人感到不舒服和矛盾。這種民族自豪感或許會對我們的運動有負面影響，但從另一角度看，也有些時候會對我們有幫助。因為部分對三星感到自豪的人，他們也希望它能負起責任。他們覺得既然三星是南韓頂級的企業，它應該以一個公平的方法去處理這些問題。
因此我們在南韓也取得了不少關注。但是長遠來說，我們其中一個主要目標就是挑戰那些由公司製造，卻在工人心裡的信念。儘管他們的工作環境欠佳且缺乏權利，大部分工人依然相信他們已經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因為三星能提供同行業中較高的工資，同時他們亦為在三星這個大品牌下工作而自豪。在一些受害者個案中，他們感覺深受嚴重的剝削，亦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下受苦，他們想離開，但是家人並不明白他們的感受。家人會對他們說類似的話：「你知道嗎？很多人都很羨慕你能在三星工作。」三星會鼓勵工人將他們的工資和公司的品牌與其他工人比較，以維持他們對三星的忠誠。試想：你要長時間工作，無處可去，公司會提供很多服務如組織合唱團、遠足團……這令很多工人覺得縱使工作十分辛苦，三星已經是一所很好的公司，能提供機會讓他們學習不同的東西。但是他們的權利遠比這些福利更有價值，他們的生命亦然。所以我們最終的目標是看不見的，就是改變人們，尤其是工人們對三星的信念和觀感。
K: 在香港，我們對三星的印象是相當良好的，很少人知道三星工作場所的操作和工人的情況。你認為是什麼原因？媒體對你們的運動有多大的關注？
DK: 普遍來說人們的關注仍不足，即使在南韓的情況也一樣。現時很多南韓人已經知道三星的工人患上癌症和其他的疾病，但他們仍不了解我們的目標。大部分人覺得我們只需接受三星的賠償，為什麼要花力氣爭取一個官方的補償制度？但最近我們的關注度因參與了「最無良企業獎 (Public Eye award)」而獲得提升，那是選出世界上最差公司的活動。三星得到了第三名(笑)！之後一個德國的電視節目開始關注這個議題，很多歐洲人對此也有了解。之前，在南韓沒有主流媒體會關注這議題，這是因為受到三星的壓力(因三星的廣告費是它們主要的收入來源)，所以即使有數個主要電視節目想處理這個問題，也會因為三星威脅會抽起所有的廣告，而最終不能作公眾廣播。
K: 你覺得我們在香港可以做些什麼？你怎樣看消費者抵制行動？
DK: 我一向反對消費者抵制行動的理念，因為它們很容易失敗和很難取得任何實質的成果。而且三星有全球的市場，在一個細小地區的抵制行動是難有成效的。這只具象徵意義。我認為消費者抵制行動的重點在於要定下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否則你通常很難去完成這個運動。再者，抵制三星的產品是十分困難的，所以我們要集中於某個獨特的產品，例如三星銀河系列(Samsung Galaxy models)。我們要定立清晰目標、指定的產品和運動的時期。當我們這樣做，當我們發起任何世界性的運動，我們希望在香港的你們會伸出援手。同時廣傳三星和南韓內所發生的事。這會對我們有莫大的幫助。
港鐵內的廣告
揭開三星外表的強大和榮譽，我們看到的是殘忍的剝削和不法的貪腐。企業的支配力量已經滲透到政府的不同部門，勞動部、治安機關、司法機關、衛生部門……整個政府本應致力維護公民的生計及保障，卻變成為個別企業(事實上是所有企業)提供源源不絕的營利。儘管有選舉存在，且能選出代表，但由於政府與資本的勾結，民主的意義已喪失了。國家的運作是奴役工人多於解放工人，工人們亦在企業和民族主義宣傳的誘導下相信他們是幸運的一群多於是受害者。三星工人在民主南韓的受害情況反映出，在政府全力將全體人民投入於資本主義的競賽，以及資本對弱勢工人的需求下，人民不會享有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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