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陳韋綸、張心華
【作者簡介】John Smith於倫敦的金斯頓大學（Kingston University）教授政治經濟學、人權與種族滅絕研究。他探討帝國主義與全球化的新書將由「每月評論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發行。
【譯者】胡清雅（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黃詩凱（政大傳播學院博士生）、陳詩婷（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執行秘書）、陳韋綸（苦勞網記者）
【校定】周世瑀（苦勞網特約撰稿人）、陳信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本譯文不得做商業使用；原文版權為《Monthly Review》所有。

引言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國內生產毛額）假象」是由標準經濟數據建構與解讀的缺陷所引起的認知錯誤。它的主要癥候是系統性地低估南方國家低工資工人對於全球財富的實際貢獻，同時過分高估美國與其它帝國主義國家的國內生產毛額。這些缺陷與扭曲的認知來自於經濟學中的價格（price）、價值（value）與附加價值（value added）等新古典主義概念。這些概念影響了GDP、貿易與生產力統計的計算及理解方式。結果是GDP、生產力統計以及貿易的原始數據看似客觀、無偏見，實則不然。對於全球經濟中價值與利潤的來源，標準的GDP計算方式所隱諱的部分遠比其所能揭露的部分還多。
iPhone、T恤與一杯咖啡這三個典型的「全球商品」可以用以說明上述主張；這三種商品的差異可以用來凸顯它們之間的共同性、同時也是全球化生產過程的所有產品的共同性。除了經濟學數據之外，所有的資料與經驗均指出：在長工時、辛苦、低工資的狀況下生產它們的商品的工人們，對蘋果公司與其它西方企業的利潤有顯著的貢獻。然而經濟學數據卻絲毫未反映這些貢獻。相反地，這些商品在銷售中所實現大部分價值，以及所有蘋果與星巴克從這些商品中獲得的利潤，看來彷彿源自於消費了這些商品的國家。這三個全球商品依次代表了資本主義生產中更廣泛的轉型。
經濟學統計數據以及對於這些數據的標準詮釋也掩蓋了北方企業與南方生產者之間的剝削關係。這種剝削關係並未完全絕跡，而是表現為在全球政治經濟標準敘述裡頭充斥的悖謬之論與異常現象。這些悖謬之論與異常像是扭曲鏡頭上的斑點，提醒觀察者鏡頭的存在，因此有必要去指認並定性這個扭曲的特徵，從而讓我們得以看到世界的原貌。這個扭曲就是將佔有價值（value captured）誤稱為附加價值（value added） 。

第一部份（案例研究）：富士康工人對於蘋果和戴爾的利潤貢獻了什麼？

在中國深圳組裝戴爾的筆記型電腦和蘋果的智慧型手機的30萬名富士康工人──以及幾千萬名在其它低工資國家裡，為西方市場製造便宜的半成品與消費的工人們──對於戴爾、蘋果和其它西方企業龍頭的利潤貢獻了什麼？又對提供了店面、銷售這些物品的服務業公司的利潤貢獻了什麼？從GDP、貿易、與財務流動的統計，以及主流經濟學理論的角度來看，上述問題的答案，是零。蘋果並不擁有那些在中國、馬來西亞或是其它國家中製造與組裝它的產品的生產設施。相較於以前象徵著跨國企業特徵的企業內部（in-house）的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1]，蘋果的「一臂之遙的供應商」（arm’s length suppliers）[2]並不會產生蘋果公司帳面上的年度境外匯入利潤。經濟學統計數據的標準詮釋──這些數據全部都是記錄市場交易的結果──假設了每個美國或中國企業在iPhone最終售價中所佔有的份額與每個美國或中國企業咸信貢獻出來的附加價值雷同。這些數據無法顯示攸關蘋果與它眾多供應商之間的利潤分配的跨國利潤流動或是價值移轉。蘋果的利潤中唯一看似來自中國的，似乎只有在中國所售出的蘋果產品的獲利而已。根據這些經濟統計數據的標準詮釋，就如同馬克思言道，商品的價值「似乎並不是單純在流通中實現，而是從流通中產生出來的。」[3] 從而，那些源自於中國與其它低工資工人、維持著北方的企業利潤與國家繁榮的財富流動，在經濟學數據和經濟學者的腦中就轉化成了無形的 。
蘋果、戴爾、摩托羅拉和其它歐美、南韓和日本企業的產品，是由台灣的鴻海精密工業的子公司──富士康所配裝。根據《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報導：「全世界約40%的消費性電子產品」是由富士康的一百萬名工人所配裝完成。[4]富士康位於中國南方深圳、涵蓋14座工廠的園區，以其龐大的規模和2010年的一連串工人自殺潮著稱。那一年，富士康深圳廠的員工人數達到43萬人的高峰，目前正因生產線遷移到中國國內的其它地方而下降。2012年1月，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在參觀台北（木柵）動物園時的發言引起一片譁然，他說道：「人也是動物，每天管理一百多萬頭動物，讓他「頭痛得要死」。」郭台銘隨後向動物園長請教如何管理他的「動物」。臺灣《英文旺報》（Want China Times）評論道：「郭的用字遣詞應該更加謹慎，……許多中國工人很可能會同意，他們在（富士康位於中國的巨大廠區裡）的工作和生活中，受到如同動物一般的待遇。」[5]
iPods和iPhones
iPhone和蘋果的其它相關產品是典型的「全球商品」，這些全球商品是如編舞一般地整合了位在世界各洲的工人們各式各樣的具體勞動的成果。每一個手持裝置都包含當代全球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檢視誰製造這些產品、以及誰從中獲利，能夠揭露許多事。其中最顯著、也最重要的，是產品製造過程大規模地轉移到低工資國家，以及相對應的，北美、歐洲及日本的企業與政府，日益依賴由這些低工資國家的活勞動牟取暴利。
2007年，格雷格‧林頓（Greg Linden）、傑森‧德瑞克（Jason Dedrick）和肯尼斯‧克雷莫（Kenneth Kraemer）共同發表了一篇針對iPod的研究報告特別重要，因為它指出了近來其它許多有關iPhone的研究中缺漏的兩件事。第一、這篇報告量化了參與iPod的設計、製造、運輸和販售的活勞動；第二、報告並指出這群形形色色工人之間的巨大工資差異。[6]
2006年，容量30Gb的iPod的零售價是299美元，但是生產過程全在海外進行的iPod，成本只有144.4美元，因此，每台iPod的毛利潤率高達52%。林頓、德瑞克和克雷莫所稱的「毛利潤」，即扣除成本後剩下的154.6元，則由蘋果、其零售商、批發商以及政府（透過對銷售、利潤和工資課稅）瓜分。這些毛利潤的總額──也就是商品售價的52%──被看作是完全在美國境內所創造的附加價值，也算進美國的GDP裡。他們並發現，「以2006年來說，iPod和它的零件生產為全世界提供 41,000份工作，其中約有27,000份工作是在美國境外，剩下的14,000份工作位於美國。海外工作大多是低工資的製造部門，然而美國境內的工作則較為平均地被分為高工資工程師與經理、和低工資的零售工人與非專業工人。[7]
在美國境內的13,920份工作中，只有30個是生產工人（年平均工資47,640美元）；7,789名是「零售或非專業性」工人（年平均工資25,580美元）；其餘6,101名則是「專業」工人，即經理與負責研發的工程師。最後這部分人員取得的報酬是美國所有從事iPod相關活動者總工資的2/3，他們的年平均工資為85,000美元。另一方面，12,250名中國生產工人的得到的平均年工資只有1,540美元、即週工資30美元，相當於美國iPod零售工人平均年工資的6%、美國iPod生產工人的3.2%、美國領月薪的專業工人的1.8%。[8][9]儘管在美國與中國兩地從事iPod相關勞動的人數接近，但是兩地工人的總工資卻是：美國7.19億美元、中國1,900萬美元。
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在2010年曾發表一篇針對蘋果最新產品的研究報告，揭露了更可觀的價差。報告提到：「2007年，iPhone熱鬧地在美國推出，2007年在美國境內賣出約300萬台，2008年賣出530萬台，2009年又賣出1,130萬台。」每支iPhone的總製造成本是178.96美元，售價為500美元，毛利率64% ，這些毛利由蘋果公司、其批發商和美國政府所瓜分，而這些毛利都被視為在美國境內生產出來的「附加價值」。這篇報告的重點在於iPhone生產對於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的影響，報告指出「大部分被算為由iPhone所產生的出口價值與貿易逆差，都歸因於從第三地進口的零組件。」然而，報告提到：中國工人「對每支iPhone的貢獻只有6.5美元， 占製造成本的3.6%。」[10]因此，超過96%的外銷金額是由在第三國加工製造後出口的零組件所構成，卻一律被算作是由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但並不會被算進中國的GDP裡。報告作者沒有詳細調查這些毛利是如何由蘋果公司、其經銷商、和美國政府所瓜分，卻也無法不議論這些獲利之大。報告指出，如果「市場競爭激烈，預期利潤率應遠低於此，……激增的銷售量和高獲利率說明了蘋果維持著一個相對壟斷的地位，……，驅使蘋果將所有iPhone的組裝都在中國完成的，是對該公司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非競爭。」 [11]
這個現象使得亞洲開發銀行研究人員假想一個蘋果將iPhone裝配線移往美國的情境。他們假設美國工資比中國高出10倍，而這些假設的美國裝配工，工作強度與現實中的富士康工人一樣，計算出「如果iPhone在美國組裝，全部組裝成本將（從在中國組裝的6.5美元）上升至65美元，但仍留給蘋果50%的利潤率」[12]，研究人員並且呼籲蘋果表現些「企業社會責任」：讓出「其利潤中的一小塊來與低技術的美國工人分享。」[13]或許他們不如順便建議蘋果把它的1,100億美元現金存底拿來與富士康工人們分享，以提高中國經濟亟需的消費需求。
蘋果的iPhone以誇張和極端的形式展示了一般趨勢與基本關係。2010年鴻海獲利24億美元，相當於每位員工2,400美元，相較之下，蘋果以它的63,000名員工（其中43,000名在美國）所佔有的利潤，相當於每人每年26.3萬美元；這個數字在2012年時預計將上升至40萬5千美元。2011年3月11日，以股價來算的鴻海市值為369億美元；同時，名下沒有任何工廠的蘋果，市值為3,243億美元。[14]嗣後蘋果的股價在當年持續攀高，它的市值幾乎成倍成長高達將近6千億美元，取代艾克森美孚石油（Exxon）成為世界最有價值的企業。進一步提高它的股價的因素之一是：蘋果因為無法為其現金找到具生產性的用途，而累積了1,100億美元的現金存底。
在蘋果獲利與股價上升的同時， 正如同一篇研究所言的《裝配商慘況與品牌財富間的矛盾》，鴻海的獲利與股價卻腹背受敵：一邊是為了因應日益升高的工人抗爭而上漲的中國工資，另一邊是蘋果（與其它企業）因產品複雜度提升、 及組裝時間增加所致的 、 日益繁重的契約要求。[15]雖然蘋果的股價從2005年開始翻漲了10倍，但是鴻海的股價在2006年10月至2011年1月間卻下跌了將近80%。2011年8月，《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報導指出：「鴻海每個員工的勞動成本（是）以每年1/3的速率逐年成長至將近2,900美元。整體人事成本共計2.72億美元──幾乎是淨利的兩倍……，大陸工資的上漲更將這個全球最大的電子設備代工製造商的集團總營業利潤率（consolidated operating margin），從10年前的4%至5% 壓縮到現在的1%至2%。[16]
為了尋找更廉價的勞工，並且降低對深圳日益噪動的勞動力之依賴，《金融時報》專欄作家鄺彥暉（Robing Kwong）報導指出，鴻海已大舉投資將生產線從中國沿海地區移至更內陸的地方，並且提高工廠的自動化程度。結果使得鴻海在去年原本微薄的利潤率更進一步地縮水。」[17]迅速上漲的工資、沉重的資本支出、蘋果等企業不斷要求降低成本，這些加起來已經夠壞了，最糟糕的卻是鴻海與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還陷入了長期疲軟。鄺彥暉結論道：「不難看出為什麼郭台銘現在，在興建了這些內陸工廠後，最不樂意看到的就是消費需求的放緩。」 [18]
T恤
iPhone眩目的複雜度以及偶像級的品牌地位，使得觀察者不容易察覺它背後社會與經濟關係中的剝削和帝國主義特徵。然而，在各式各樣的消費性商品身上，我們都可以看到相同的基本關係。以廉價T恤為例，東尼‧諾菲德（Tony Norfield） 在其《中國價格的真正意涵》（What the ‘Chinese Price’ Really Means）一文中告訴我們一件在孟加拉生產的T恤，如何由瑞典零售商Hennes & Mauritzs（H&M）在德國以4.95歐元的價格賣出。H&M支付孟加拉製造商每件T恤1.35歐元，約最終售價的28%，其中0.4歐元用來支付從美國進口400克棉花原材料的價格；運送到德國漢堡的費用為0.06歐元。剩下的3.54歐元，在這件T恤被消費掉的德國，被算進德國的GDP。[19]這3.54歐元當中，2.05歐元為在德國運送、批發、零售和廣告的費用（其中一部份通過各種賦稅回到政府──財政收入），H&M每件T恤獲利0.6歐元，德國政府佔有了0.79歐元的銷售稅（value added tax， VAT），另外0.16歐元為「其它項目」。[20][21]
因此，以諾菲德的話來說：「從最終價格而來的營收，一大部分以稅收的方式給了政府，也給了各式各樣的德國工人、企業主管、地主以及各種企業。便宜的T恤以及各種的進口商品，不但消費者負擔得起，也是富裕國家政府與人民的重要收入來源。」
那家孟加拉工廠每天製造12.5萬件T恤，一半賣給H&M，其餘賣給西方國家的其它零售商。工廠裡的工人85%是女性，每天僅賺取1.36歐元，卻要值班10到12小時。每個工人操作的機器每小時生產250件T恤，換句話說，每製造18件T恤，一個工人才能賺得0.01歐元的工資。在孟加拉，像這樣的製衣工廠共有4,500家、雇用超過350萬名工人。根據諾菲德所說，他們的低工資可以部分地解釋：
為什麼富裕國家可以有這麼多售貨員、貨運司機、經理、主管、會計師與廣告公司主管，他們有各種福利與其它津貼。孟加拉的工資率或許特別低，但是，從其它貧窮國家中，我們也可以成倍地看到這樣的現象，而這些都指向同一個結論：對於較貧窮國家工人的壓迫，是富裕國家許多人的直接經濟利益來源。 [22]

一杯咖啡
放入第三個典型全球商品──一杯咖啡──我們對於GDP假象的理解就更加完整了。在你閱讀這篇文章的時候，也許手中也握著一杯咖啡，千萬別將咖啡灑到你的T恤或智慧型手機上！咖啡與其它主要的國際農業貿易商品一個顯著的不同是：除了少量種植在夏威夷外，帝國主義國家並沒有種植咖啡。因此，咖啡不像棉花或是蔗糖，受到扭曲貿易的農業補貼之影響。然而，與其它第一級產業商品生產者相比，咖啡農的遭遇用「糟糕」還不足以形容。世界上大部份的咖啡由小規模的家庭農場種植，提供了世界上2,500萬名咖啡農與他們的家人的生計，然而主導全球咖啡交易的只有兩間美國與兩間歐洲企業──莎莉集團（Sara Lee）、卡夫特（Kraft）、雀巢（Nestlé）以及寶僑家品（Procter & Gamble）。這些種植並收穫咖啡的農民，獲得的報酬卻不到最終零售價的2%。[23]根據國際咖啡組織（the International Coffee Organization）的統計，在2009年，烘培、行銷、販售咖啡為9個最重要的咖啡輸入國家增加了310億美元的GDP，是當年所有咖啡生產出口國家出口收入總額加起來的2倍以上。
和其它全球商品一樣，一杯咖啡價格中被算作是附加價值的部分，在飲用咖啡的國家隨著時間持續上升。英國是─個最驚人的例子。從1975年到1989年間，英國咖啡輸入的價格平均占零售價格的43%；在2000年到2009年卻只有14%。[24]
如同經濟學者與會計師們認為蘋果的獲利沒有任何一分來自中國工人，H&M的帳目結餘上，也絕不會列入源自於被超級剝削的孟加拉工人的貢獻，星巴克（Starbucks）與尼祿咖啡（Caffè Nero）之所以獲利，看來似乎是因為它們自己的行銷、打造品牌與零售的天才，沒有任何一分錢可被追溯至那些徒手採摘「新鮮漿果」的貧窮咖啡農們。在這三個典型全球商品的案例中，毛利潤，也就是生產成本與零售價格兩者間的差額，都超過50%以上，不僅誇大了北方企業的利潤，也誇大了這些國家的GDP。 [25]
不只是中國
我們可以在此做個小結，審視以智慧型手機、T恤與一杯咖啡所概括的這種更大範圍的轉型。中國驚人地竄升為主要製造品出口國已經廣為人知。然而，40個人口總計為中國人口兩倍的「新興國家」，在1990年到2004年間，製造品出口的比重也占整體出口成長的至少50%以上。[26]在這40個國家中的23個國家──總人口占全球南方國家總人口的76%，更有8個國家名列人口最多的南方國家的前10名──在2004年的統計中，超過一半的出口金額來自製造品出口。此外，許多其它更小的國家也已經勇敢地將自己國家的經濟轉型為加工出口導向，設置對本國經濟產生強大扭曲性影響的加工出口區。南方國家的工業發展的分布雖然非常不均衡、卻很廣泛，從加工出口區的持續擴散可見一斑。在這類統計數據可得的最後一年，2006年，超過6,300萬名工人（絕大多數是女性）在130個國家境內的2,700個加工出口區（export processing zones，EPZs）工作[27]，生產銷往全球三大經濟體市場的商品，這個人數是10年之前的3倍之多。[28]
藉由切斷億萬農民與土地的連帶、以及打破千萬工人在民族工業中有保障的職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解放」了他們的勞動力，刺激了在南方國家之中所形成的一個巨大、可受超級剝削的勞動力供給池的擴張。美國、歐洲和日本企業積極地因應此一情勢，以巨大的規模將生產移到低工資國家，無論是透過外人直接投資或是通過「一臂之遙的獨立供應商」的外包契約。結果，外包現象改造了帝國主義經濟體，使得工業生產佔GDP的比重加速下滑。最重要的是，它已經改造了全球的工人階級：在短短30年內，南方工業就業人數，從之前與「工業化國家」的工業就業人數大約相當，變為今日占全球總工業就業人數的80%。根據蓋瑞‧傑勒菲（Gary Gereffi）所言，「當代全球化之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特徵是：現在在許多全球價值鏈中，有極大規模、且持續增加的勞動力，位處於發展中經濟體內。簡單地說，世界大部分工業生產的重心，已經從全球經濟的北方轉移到南方。」[29]
如2004年《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編輯所言，「多國籍資本於是得以利用全球性的不對稱結構，使得各地勞動力供給池之間的競爭採取了更惡劣的形式，這些勞動者無法進行地理上的流動，因而無法結盟。」[30]這些「全球性不對稱」的核心，正是對於勞動者跨越國境自由移動的壓制，這種壓制必須通過永久性地動員巨大的政治與軍事力量來達成，而這種動員又形成了種族主義與民族壓迫的更廣泛的基礎。這些都阻礙了各地勞動者們結盟為一個國際性的運動，並且與南方國家中戲劇性地增長的勞動力供給之間相互影響，造成了國際間工資差距的急遽擴大。各國工資的差距遠超過其它（商品與服務的）全球市場中的價格差距。
北方與南方經濟體之間陡峭的工資差距，提供北方資本家兩種增加利潤的不同途徑：（1）通過把生產過程遷往低工資國家，擴大對於低工資勞動力的剝削；或是（2）通過在其「母國」超級剝削低工資的移民工人。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在其2007年的《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將此二者相當準確地連結起來，提到了「通過進口和移民，先進經濟體可以利用到全球性的勞動力供給池」，並同時觀察到貿易「是（兩者中）較為重要、且擴張較快的管道，主要是因為在很多國家中，移民仍然受到高度的限制。」[31]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的資深經濟學者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異常犀利地聚焦到這股驅動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力量，他指出：「在供給過剩的時代裡，企業前所未有地缺乏制訂價格的槓桿。因此，企業必須無情地追求新的效率，……，通過海外外包來榨取發展中國家裡相對低工資的工人的產品，對於已開發經濟體中的企業，成為了一種越來越急迫的生存戰術。」 [32]
不只是工資
雖然幾十年來美國工資停滯、而中國工資上升，在依購買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調整後，美中之間的工資差距比率仍然很大。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所作出的一項研究估計，在2009年，這個比例約為16比1；但若依照現行匯率來比較，兩國工資差距旋即升高到37比1──這是美國、歐洲以及日本企業衡量是否要外包其生產時真正重要的因素。[33]在中國不同區域之間、在移民工與城鎮工人之間、國營與私有企業之間，工資差距都非常巨大。這點和其它可能造成數據失真的因素，都使得比較（美中兩國工資）相當困難；此處所提出的比率，僅供參考。
但是，吸引這些唯利是圖的西方企業的不僅是超低工資，還有工人的勞動彈性以及勞動強度。在《紐約時報》一篇被廣泛引用的研究中，查理士．杜希格（Charles Duhigg）和凱斯．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相當生動地描述了：
一個（蘋果公司）前高階主管，描述蘋果公司如何在上架之前幾星期之內，靠著中國工廠來大修iPhone的製程：蘋果在最後一刻變更了iPhone的螢幕設計，使得生產線必須大改造。新螢幕在接近午夜時到達工廠。一個領班立刻叫醒了住在公司宿舍裡的8千名工人，給每個員工一片餅乾與一杯茶，並帶到各個工作站上。在半小時內，長達12小時的生產班次啟動了，工人開始把玻璃螢幕裝嵌到打了倒角的框上。在96個小時內，工廠開始每日製造出超過1萬支iPhone。[34]
全球南方工人們的高度勞動彈性與勞動強度，使得我們不得不質疑「南方的低工資反映了南方的低生產力」的說法。當我們在考察工資差距時，同時考慮到勞動條件、工時長短、勞動強度、和「社會工資」[35]的付之闕如等因素，無可辯駁的事實是：中國、孟加拉、墨西哥等國內存在著遠比美國、西班牙、德國等國內更高的剝削率。換句話說，相較於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工人，中國、孟加拉、墨西哥工人賺取的工資遠遠小於他們所創造出來的財富。

第二部分：GDP的假象

在以上檢視的三個全球商品的案例中，電子產品製造商（蘋果）、零售業巨頭（H&M）、以及咖啡連鎖店（星巴克）都已經把生產的全部或大部分過程外包給獨立供應商，並與這些業者維持著「一臂之遙」的契約關係。因此，他們與真正生產他們的產品的工人與農人之間的關係是間接的，這與外人直接投資的狀況正好相反。在外人直接投資這種全球化的勞資關係中，從跨國企業的子公司到母公司的利潤流至少是部分可見的，這在數據上顯示為匯回母國的利潤。相反地，從「一臂之遙」的供應商流向其北方客戶的利潤流則是無形的。因此，若依照經濟數據和主流經濟學理論，富士康和位於其它低工資國家的「一臂之遙」供應商所雇用的、為西方市場製造廉價半成品和消費品的工人，對於戴爾和蘋果以及提供店面為它們販售商品的服務業的利潤毫無貢獻。
許多人都聽過麥卡托投影法（Mercator Projection），這個投影法將地球表面的三維空間，投影到二維的地圖框架上；這種投影法大大誇張了了北方的面積、縮小了熱帶地區的面積。[36]而GDP和貿易流量的標準數據，產生了相似的效果：它忽視了南方對於全球財富的貢獻，誇大了帝國主義國家的貢獻。想要看清楚這種效果是如何發生的，請務必記住，雖然GDP 自我宣稱是衡量「產品」的指標，GDP和貿易數據所測量的，僅只是市場交易的結果。市場是一個互換貨幣與所有權的世界，那裡並不進行生產；生產發生在別的地方，在高牆之後、在私有物業之內、在生產過程中。價值是在生產過程裡被創造出來，然後在市場上售出、變現、被佔有；它的存在先於其最後售出的價格，也獨立於價格之外。然而，這些價值「好像都不只是在流通中實現，而且是從那裡發生」[37]──這個假象產生了經濟數據的標準詮釋底下的核心謬誤：價值與價格的混淆。本文稍後會回到這一點；在此，只需要注意到，我們在分析全球經濟時不可能不引用GDP和貿易數據，然而每當我們不經批判地引用這些數據時，我們就打開了通往這些數據所投射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核心謬論的大門。想要分析全球經濟，我們必須先淨化這些數據，或者，淨化我們用來分析它們的概念。
GDP：一些悖謬之論與異常現象
在提出我們可用來推翻對GDP與貿易數據之標準解讀的理論基礎之前，我們必須先看看一些悖謬之論與異常現象，這些現象使得這種根本性的決裂勢在必行。如同我們在三個全球商品的案例中所看到的，當消費者買了一個電子裝置、一件衣服、或是一份進口食物的時候，最終售價中只有一小部分會出現在生產這些商品的國家的GDP中，而更大一部分的則顯示在此商品被消費掉的國家的GDP中。只有經濟學家才會認為這個現象沒什麼不對勁！
由GDP統計所產生的、更令人訝異的悖謬之論之一是這樣的：2007年百慕達是人均GDP 最高的國家，也就是說，百慕達的國民應該是世界上生產力最高的人。2001年9月（紐約的）世界貿易中心遭摧毀後，對沖基金需要一個新家，那時，這個避稅天堂就超過盧森堡，成為它們的首選。嗣後，卡翠娜颶風再給百慕達打了一劑強心針：它引起了全球保險費用的上升，使得熱錢湧入全世界的再保險行業，而百慕達就是再保險業最重要的中心之一。雖然名列世界上生產力最高的國家之一，現實裡，百慕達境內唯一的生產性活動，幾乎就只是海灘酒吧的雞尾酒調酒以及其它高檔的旅遊服務。[38]
同時，距離百慕達南南西方1,600公里的另一個島國──多明尼加共和國，則有15萬4千名工人在57個加工出口區裡辛苦賺取微薄的工資，主要為了北美市場生產鞋子和衣服[39]。它的人均GDP，如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約只有百慕達的8%，以市場匯率計算則是3%。在中央情報局2007年出版的《世界概況》（World Factbook）的全球各國人均GDP比較表裡，多明尼加落後百慕達97個名次。然而，百慕達或是多明尼加，究竟那個國家對全球財富的貢獻比較多？
百慕達與多明尼加共和國間的比較是一個特殊案例，逼著我們去承認百慕達所「輸出」 的「金融服務」是一些非生產性活動，包括聚斂挪移在多明尼加共和國等南方國家內所生產的財富。如果「人均GDP」當真是評估對沖基金交易員與加勒比海製鞋廠裡的工人、究竟誰對社會財富實質貢獻比較多的有效度量衡，那麼這兩國的相對位置當然應該對調過來。
我們可以思考一個有趣的悖謬之論，以進一步看穿GDP假象：當多明尼加的雇主，因為與中國和其它製造鞋襪的國家激烈爭奪沃爾瑪（Wal-Mart）和Top Shop的貨架位置，而不得不降低工資時，會發生甚麼呢？假設這個加劇的競爭起因於中國較低的工資，而不是更先進的生產技術（換句話說，假設製造這些商品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變），較低的實質工資意味著剝削率的上升與更高的剩餘價值率。鞋子價格的下降，表示因提高對製鞋工人的剝削而增加的剩餘價值，只有一部份會表現在雇主的利潤上。其餘的部分，則進入總剩餘價值中（由形形色色的資本所瓜分、支撐著它們的利潤），也貢獻給消費者，支撐著它們的消費水平。
多明尼加共和國實質工資的減少因此意味著：活勞動成為剩餘價值及利潤更重要的來源。然而GDP與貿易數據卻引導我們得到完全相反的結論：多明尼加實際工資的降低，容許出口產品的價格降低，從而，表面上，多明尼加共和國對於全球財富與利潤的貢獻也下降了。對於多明尼加T恤工人生產力的測量也是如此。產出所得的價格的下跌、直接被解讀為人均附加價值──生產力的標準度量衡──的降低。這些工人和先前一樣製造同樣數量的鞋子、掙得更少的錢，使得他們，對資本來說，更具生產力。然而，附加價值數據卻顯示出生產力滑落。因此，「勞動生產力」的統計數據也如同GDP與貿易數據一樣遭到汙染了。
確實，了解全球資本主義的關鍵在於根究「勞動生產力」原為何意、以及我們如何衡量它。經濟學家與統計學家藉由計算人均附加價值來量化勞動生產力，但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起點截然不同：主流的生產力概念奠基於價格與價值的混淆，因此抹滅了兩者間的複雜關係，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說，「生產力」是一組矛盾統一體，體現了馬克思最偉大的發現之一，「按不同情況表現為使用價值或交換價值的勞動的二重性」。[40]
「附加價值」──還是「佔有價值」？
這裡討論的悖謬之論，以及前文所分析的三個全球商品，提醒我們：不經批判地接受貿易與GDP數據，就會導致扭曲帝國主義國家與南方國家對全球財富的相對貢獻。要了解原因，我們必須更仔細地檢視GDP；GDP基本上就是一個國家內所有企業產生的「附加價值」的總和。因此，GDP的關鍵是附加價值。附加價值的定義是：買進所有投入的價格和賣出所有產出所得的價格之間的差額。[41]根據這個新古典主義的核心概念，產出價格超出投入價格的總量自動地、而且恰恰好等於某個企業在它自己的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價值，此外（價值）無法流入其它企業、或是遭其它企業佔有。從新古典主義的鏡頭中看去，生產過程不僅是一個黑箱，在這裏面我們所能知道的只有支付投入要素的價格以及從產出獲得的價格；它也同時是個嚴密固封起來的箱子、不會與其它黑箱相通：也就是說，價值不會由於為利潤的競爭，而在企業間轉移或重分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拒絕新古典主義這個荒誕的假設，並且進一步提出截然不同的概念：附加價值就是佔有價值。附加價值測量的是整個經濟體的總附加價值之中，特定企業所佔有的份額；這與該企業之內雇用的活勞動所生產出來的價值量並無對應關係。事實上，馬克思的價值理論認為：許多被視為創造附加價值的企業，實際上從事的是非生產性活動，例如金融或行政管理，而這些非生產性活動根本沒有創造任何價值。
GDP常受人批評在計算「國內產值」時沒有算進「外部成本」：例如，汙染、非再生資源的耗竭、傳統社會的崩壞等等；此外，GDP的計算也把商品經濟之外的生產活動，特別是家戶勞動，排除在其「生產界線」之外。然而，GDP這個概念從未在它宣稱要測量的東西上被系統性地批判，連馬克思主義者與其他非主流批判者也沒有做過這種批判。部份原因可能是邊際學派與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論在一個點上不謀而合：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論揭示了：商品販售所得到的價格與商品生產中所創造的價值之間，有著系統性的偏離，然而，在總體的層次上，這些個別的差異互相抵銷，在總體中，總價值的確等於總價格。 [42]
如果，在一個國家經濟體內，一間企業（即一個生產過程）所生產出的價值能夠被簡括為用來支付其它 企業所生產的商品的價格[43]，那麼，無庸置疑，尤其是在全球化生產的時代裡，同樣的過程也發生在位於不同國家、不同大陸的企業之間。換句話說，如同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曾經推斷：「剩餘價值生產的地理分布，（也許）會不同於剩餘價值分配的地理分布。」[44]在這一點上，GDP 更為離譜，從一個國家的產品的客觀的、大體上準確的近似值（事實上，GDP從來沒能達這種近似），變成掩蓋真相的面紗，遮掩了北方資本與南方活勞動的關係裡、日益嚴重的寄生性和剝削性──換句話說，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帝國主義性質。

結論

《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蓮‧邰帝（Gillian Tett）在評論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報告時說道：「經濟學家面臨了嚴峻的挑戰。過去，他們通常透過觀察物品在哪裡「製造」，來計算一個經濟體的產出；但是一支iPhone（或是一套義大利西裝、一個美國娃娃）的「價值」應該計算到哪個國家的名下？在企業可以把利潤四處轉移的今日世界，真正的「產出」源自何方？」[45]然而，真正的問題不只是「真正的產出」從何而來，還有它流向哪裡、誰創造了這些財富、以及誰支配了這些財富。
GDP假象至少部分地解釋了為什麼（經濟學的）主導性典範（dominant paradigm）把南方國家視為邊緣、把它們對全球財富的貢獻視為次要──僅管從南方礦場、種植園與血汗工廠出來的產品無所不在；僅管南方國家的活勞動為我們生產了絕大部分的衣服、電子裝置、餐桌上的花、冰箱裡的食品、甚至冰箱本身。
一個國家內的工人所享有的GDP的份額，與該國普遍存在的剝削率之間，並不是直接的關係，因為帝國主義國家一大部分的「GDP」代表的其實是剝削南方工人所得到的收益。
前面提到的三個全球商品的案例揭示：生產的全球化同時也是資本／勞動關係的全球化。這個巨大改變的主要動力來自於資本永無止境的、對低工資和高剝削率的追求。它的主要結果是帝國主義國家內的資本家以及資本主義經濟日益依賴於對全球南方的自然資源與活勞動的剝削壓榨的所得。[46]帝國主義的世界劃分曾經是資本主義的前提，現在則成為了資本主義的內在因素。因此，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代表著資本主義已經完全發展成為帝國主義形式。
最後，本文所概述的對於這些概念與統計的批判，對於理解全球性危機很重要。這次的全球危機只有在形式和表象上是「金融」危機。 它標示著系統性危機的重現，跨國外包曾經是對這個危機的一種回應。把高工資的本國勞動力替換成低工資的南方工人，曾經為美、歐、日各國支撐了利潤和消費水平，並降低通貨膨脹。外包，連同擴張債務，對於帝國主義經濟體逃離1970年代的危機，曾經起過關鍵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很多方面上，外包與系統性危機的重返息息相關。把對於全球危機的分析聚焦在生產領域上，這是許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所致力目標。要達到這樣的分析，就需要看清楚在過去30年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生產領域所發生的巨大轉型。而此一任務要求我們去破除GDP假象。
【註釋】
[1] 譯註：例如著名的RCA桃園廠，在1970到1992年間是美商RCA公司直接投資、營運的一項「外人直接投資」。[back]
[2] 譯註：或曰「直接供應商」，對比於1970、80年代盛行的跨國外包模式中、透過貿易商採購的「間接供應商」，如當時台灣數萬家生產外銷成衣、鞋類、玩具與家用品的中小企業。[back]
[3]馬克思，《資本論》，郭大力與王亞南譯，第三卷第48章，收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5頁。[back]
[4]Charles Duhigg and Keith Bradsher, “How U.S. Lost Out on iPhone Work,”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1, 2012,http://nytimes.com.[back]
[5]“Foxconn Chairman Likens His Workforce to Animals,” Want China Times, January 21, 2012,http://wantchinatimes.com.[back]
[6]Greg Linden, Kenneth L. Kraemer, and Jason Dedrick, Who Captures Value in a Global Innovation System? The Case of Apple’s iPod, Personal Computing Industry Center, UC Irvine, June 2007, http://signallake.com, 7.[back]
[7]Greg Linden, Jason Dedrick, and Kenneth L. Kraemer, Innovation and Job Creation in a Global Economy: The Case of Apple’s iPod, Personal Computing Industry Center, UC Irvine, January 2009,http://pcic.merage.uci.edu, 2.[back]
[8]譯註：美國勞動力市場慣例，把工作職位分為兩種：以時薪計（waged）、和以月薪計（salaried），前者多半為體力勞動者，每週領一次工資，包括各種津貼。後者多半為經理、工程師等腦力勞動者，月領薪資，可能外加年度獎金。20世紀美國的工會運動的主體是「以時薪計」的工人，如果有工會團體協約，則受其保障。以月薪計者以前多半被認為代表資方職能，不能加入工會、不受團體協約保障。[back]
[9]分配隨之而來的利潤使人聯想到列寧在1907年曾寫道：「英國的資產階級，舉例而言，從數以百萬計的印度及其它殖民地人口身上謀利超過了從英國工人身上謀利。在特定國家，這為無產階級染上殖民沙文主義提供了物質及經濟基礎。」V.I. Len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Congress in Stuttgart,” http://marxists.org .[back]
[10]Yuqing Xing and Neal Detert, How the iPhone Widens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Deficit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DBI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57, December 2010 (revised May 2011),http://adbi.org, 4–5.[back]
[11]同上[back]
[12]同上[back]
[13]同上[back]
[14]Source for Hon Hai and Apple’s profits is “The World’s Biggest Public Companies,” Forbes, April 2012,http://forbes.com.[back]
[15] Julie Froud, et. al., Apple Business Model—Financialization Across the Pacific, CRESC Working Paper No. 111, April 2012, http://cresc.ac.uk , 20.[back]
[16]Lex, “Hon Hai / Foxconn: wage slaves,” Financial Times, August 30, 2011, http://ft.com.[back]
[17]Robin Kwong, “Hon Hai Bracing for Recession,” Beyond Brics (Financial Times blog), January 10, 2012,http://blogs.ft.com.[back]
[18]同上[back]
[19]譯按：4.95 – 1.35 – 0.06=3.54歐元[back]
[20]譯按：2.05 + 0.6 + 0.79 + 0.16 = 3.6，可能是將前述0.06歐元跨國運費含括在內[back]
[21]Tony Norfield, “What the ‘China Price’ Really Means,” June 4, 2011,http://economicsofimperialism.blogspot.com. His source for this data is “Das Welthemd” [“The World Shirt”], December 17, 2010, http://zeit.de.[back]
[22]同上[back]
[23]Karen St Jean-Kufuor, Coffee Value Chain, 2002, http://maketradefair.com.[back]
[24]Denis Seudieu, Coffee Value Chain in Selected Import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Coffee Council, March 2011, http://dev.ico.org .
這九個咖啡進口國是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荷蘭、西班牙、瑞典、英國和美國。[back]
[25]Galina Hale與 Bart Hobijn 估計「平均來說，花在購買標示著「中國製造」的產品的錢，每一美元就有55分支付了美國本地所生產的服務。見： “The U.S. Content of ‘Made in China’,” FRBSF Economic Letter,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August 8, 2011, http://frbsf.org.[back]
[26]這23國是阿根廷、孟加拉、巴西、中國（包括香港）、埃及、印度、印尼、馬來西亞、馬爾他、 模里西斯 （Mauritius)、墨西哥、摩洛哥、巴基斯坦、菲律賓、新加坡、南非、南韓、斯里蘭卡、台灣、泰國、突尼西亞、土耳其與越南。
見 Table 4.4 “Structure of Merchandise Exports” in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6 (Washington, DC: Development Data Center, World Bank, 2006), http://books.google.co.uk.[back]
[27]國際勞工組織的報告表示：「在絕大多數特區中，絕大多數的工人為女性，在一些特區中，女性的比例高達90%。」 Employment and Social Policy in Respect of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EPZs) (ILO: Geneva, March 2003), http://ilo.org, 6.[back]
[28]相較來看，三大經濟體總共雇用了1億5千萬產業工人。See “EPZ Employment Statistics” in Jean-Pierre Singa Boyenge, ILO Database on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Revised), Sectoral Activities Programme Working Paper WP.251, April 2007, http://ilo.org, 1.[back]
[29]Gary Gereffi, The New Offshoring of Jobs and Global Development, ILO Social Policy Lectures (Geneva: ILO Publications, 2006), 5.[back]
[30] John Bellamy Foster, Harry Magdoff, and Robert W. McChesney, “The Stagnation of Employment,” Monthly Review 55, no. 11 (April 2004): 11.[back]
[31]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07—Spillovers and Cycl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2007, http://imf.org, 180.[back]
[32]Stephen Roach, Outsourcing, Protectionism, and the Global Labor Arbitrage, Morgan Stanley Special Economic Study, November 11, 2003, http://neogroup.com, 5–6.[back]
[33]Álvaro J. de Regil, “A Comparative Approximation into China’s Living-Wage Gap,” June 2010,http://jussemper.org. 我們有理由確信中國官方的實質工資數據誇大了中國的實質工資與實質工資成長。國際勞工組織表示：中國官方數據大致上反映的是國有企業的狀況，然而，私有部門的工資增長（以及工資水平）遠低於國有部門。私有企業雇用了絕大多數的移民工。見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lobal Wage Report 2010/11: Wage Policies in Times of Crisis (Geneva: ILO, 2010) http://ilo.org, 3–4. 另外，在中國和其他國家的數據中，平均工資和平均工資增長掩蓋了急速增長的工資不平等，把最高工資受雇者（包括經理等）快速上升的工資與中、低階受雇者的工資平均，從而誇大了後者的工資和工資增長。最後，食物、燃料和其他基本必需品的價格增長得比總體通貨膨脹率快，支付這些必需品占工人收入的比例遠高於占中產階級收入的比例。不算進這些因素，就會使得實質工資顯得比實際上要高。[back]
[34]Duhigg and Bradsher, Ibid.[back]
[35]譯註：「社會工資」（social wage）為近年來歐洲社會福利倡議者的主張，指社會每一成員應享有的──而不僅僅是僱傭勞動者以工資的形式取得的──公辦醫療、教育、住房等基本服務。[back]
[36]譯註：在用麥卡托投影法繪製的世界地圖上，愈靠南北極的陸塊，面積顯得愈大。例如，，格陵蘭的面積看起來跟非洲一樣大。事實上，非洲的面積比格陵蘭大14倍，格陵蘭的面積與非洲阿爾及利亞的面積大致相當。[back]
[37]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48章，第972頁。[back]
[38]金融服務業的產值占百慕達GDP的90%左右。百慕達幾乎是南方國家中唯一沒有加工出口區的國家。國際勞工組織的報告顯示：只有1,500位百慕達人從事農業與漁業。[back]
[39]在2001年，這些出口的95% 銷往美國。 Robert C. Shelburne, “Trade and Inequality: The Role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and Outsourcing,” Global Economy Journal 4, no. 2 (2004): 23. For data on the DR’s EPZ workforce, see Boyenge, Ibid.[back]
[40]「我的書最好的地方是：（1）在第一章就著重指出了按不同情況表現為使用價值或交換價值的勞動的二重性（這是對事實的全部理解的基礎）；（2）研究剩餘價值時，撇開了它的特殊形態──利潤、利息、地租等等。」馬克思致恩格斯的書信，1867年8月24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31卷，331頁。http://marxists.org.[back]
[41]GDP 帳戶是如何核算政府活動？雖然我們對政府投入的成本一清二楚，它的產出──從提供醫療衛生乃至於在阿富汗提供「安全」──並未在市場上出售，故而無法權量其售價。國家帳戶假設政府提供服務的總價值與提供服務的（總）成本相當，以解決此一問題。因此公部門，就定義而言，並未創造任何附加價值。[back]
[42]馬克思說道：「生產價格和價值的區別……在我們考察勞動常年總產品的價值，因而考察社會總資本的產品的價值時，這種區別一般來說是會消滅的。」《資本論》，第三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49章，977頁。[back]
[43]譯註：通過把產品做為商品，以一定的價格售出，變現為貨幣，再以其他的價格，用貨幣買入其他商品。在此，價格與貨幣作為中介，把一種產品和另一種產品依某個比例交換。[back]
[44]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 Verso, 2006), 441–42.[back]
[45]Gillian Tett, “Manufacturing is All Over the Place,” Financial Times, March 18, 2011, http://ft.com.[back]
[46]Andy Higginbottom 把這點講得最清楚，他說道：「把（南方的）工資壓得比（南方的）勞動力價值低，是全球化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結構性、核心性的特徵，……帝國主義是一個結構性地結合了民族壓迫與階級剝削的、生產剩餘價值的系統。」 Andy Higginbottom, The Third Form of Surplus Value Increase, conference pape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nference, London, 2009.[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