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台灣《思想》雜誌第10期，2008年09月
在《思想》雜誌第九期，陳明忠先生以〈一個台灣人的左統之路〉為題接受訪談，清楚明白地說明了他在各個重大政治問題上的立場。(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807/45664.html ) 同樣作為一個台灣人與左派，我讀了之後感到深沈的失望。我認為，陳先生的許多關鍵立場，既不左、也不統，不但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原則，甚至在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上也站不住腳。相較於陳先生個人在蔣家政權下為了左翼理念所付出的重大犧牲與貢獻，如果最終的立場走到了〈左統之路〉中之所述，毋寧是令人悲痛的。
我這一代台灣左派與許多社會運動者的思想發展，深刻地受惠於陳明忠先生的奉獻。陳明忠先生以肉身澆灌的《夏潮》雜誌以及其相關人士歷來的努力，從1970年代末以來，有力地在文藝領域中定義了在當代台灣的具體情境下，什麼叫社會正義、什麼叫批判，從而使得像我這一輩人，在80年代遠為安全的環境中決定投身社會運動時，有思想素材得以咀嚼，有尺度可以衡量自身。
陳先生的轉變，在20世紀後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實踐者中並非例外。影響大者如為陳先生所尊崇的鄧小平及其同儕，堅苦卓絕者如近年來終於出版回憶錄的馬來亞共產黨總書記陳平，他們都曾經在世紀前半到中期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國共產黨所高舉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大纛下毫不動搖地堅決奮鬥，最終卻紛紛在思想與實踐上放棄甚至否定了自己早年的信念。
基於上述的原因，我認為必須同樣清楚地提出我的不同意見。我認為，陳先生所否定的毛澤東晚年的思想發展，與中國毛派在1970年代末之前的政治實踐，非但不是“落伍”、“教條”、“錯誤”，反而是1917年革命以來社會主義實踐的高潮。固然這個高潮以失敗告終，但是，在21世紀的我們，如果沒有珍視這段寶貴的遺產，並批判地繼承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內的百餘年社會主義與民族解放運動所累積的經驗，我們就衹能虛弱地憑空思考反抗當代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可能性。
因此，不同於陳明忠先生，我仍然願意稱自己為“毛派”，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非“新民主主義”者。
當然，作為曾經在全球範圍風起雲湧的一個政治運動，“毛派”這個帽子包羅萬象，甚至許多怪誕宗派、一些幹盡壞事的組織、和許多貪官奸商都可能曾經或依舊自封為毛澤東思想的信奉者。
我認為，今天的“毛派”，尤其在中國問題上，可以有比較清楚的幾個標誌性的主張：肯定包括文革在內的中國革命的歷史成就、反對1978年中共11屆三中全會以來的主導路線、反對1981年中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等等。
我如何成為台灣左派
首先，我想交代一下自己的一些經驗，如何讓我願意以這樣的立場思考問題，否則，自稱為某派往往僅僅像是宗派信仰的宣示，而我相信信仰衹應屬於道場聖壇，不該拿來談政治。而且，坦白說，在上世紀末以來所流行於歐美及海峽兩岸的曖昧模糊、唯新是尚的思想氛圍中，一個（不像陳先生那樣）與中國革命史素無淵源的，台灣長大、住過美國的40幾歲的人，會自稱馬克思主義者、列寧主義者、甚至毛派，在大多數人眼中，恐怕都是令人錯愕、甚至是令人發噱的。
在台灣
我生長在一個普通的東部小鎮閩南人中產階級家庭，除了向來暴戾威權的學校教育之外，個人生活中稱不上受過什麼委屈。但是族群之間不甚遮掩的歧視、隔壁家住泥地竹管厝的佃農過的苦日子、我的阿美族玩伴的兄姐出外打工被壓榨到甚至屍骨無存、參與地方選舉的家族朋友因得罪縣黨部主委而被羅織為“匪諜”送綠島等等，周遭人們受到的種種壓迫還是逃不過孩子的眼光的。
1970年代末我堂哥大學畢業回鄉教書，他書房中的李敖、柏楊、陳映真、乃至《夏潮》雜誌及《美麗島》雜誌等等成為我的寶藏。我總會把每一期雜誌反反覆覆地讀。當時，這些文字是那麼地鮮活生猛、那麼有力地解釋了我所看到的一切。但是，當然，這些令人興奮的思想收獲是不能與人分享的，“囝仔人有耳無嘴”是當時幾乎所有台灣家庭的教育重點。而且，由於我學校考試成績尚可，師長們的所有壓力都會規訓我這種“好學生”：想要做什麼，上了大學再說。
作為常參加作文比賽的“好學生”，我國、高中時代就被要求讀些救國團指定的課外讀物，張愛玲的《秧歌》等拙劣的反共文學是必讀，陳若曦及其他「反共義士」的傷痕文學也是。對我來說，讀這些跟熟背「共匪十大罪狀」一樣，不過是生活中必須忍受的一些事。我因而無法理解，為什麼陳明忠先生當時會受到「傷痕文學」這麼大的衝擊。僅僅是因為那些作者們宣稱身歷其境嗎？
離開家庭到西部的台南上了大學之後，我當然一一做了青少年時代想做的事。偷偷地與書店老板在櫃台下買被禁的魯迅、巴金、江南的《蔣經國傳》、郭廷以的《中國近代史》等等；參加社團熱烈地跟人辯論些半生不熟的哈伯瑪斯與海耶克；半夜溜出宿舍到城裡某暗巷陋室幫黨外候選人作海報傳單，等等。
民進黨成立前後的當時，甚至在現在的“台獨聖地”台南市，反對運動的統獨傾向其實都頗為曖昧。“台灣意識”強烈是絕無問題的，到底是我們這個選區選出的立法委員朱高正第一個在立法院用閩南語發言、第一個因此跟人打架、也第一個因為國民黨的終身立委大喊聽不懂而罵三字經。但是競選服務處放的錄影帶，除了綠色小組等拍攝的各地抗爭紀實之外，也包括1984年鄧小平的大閱兵，而且老少支持者們都看得嘖嘖稱奇，直說比起國民黨的閱兵好看多了。朱高正本人，數年後也成為統派。
我覺得包括我在內，大部分黨外支持者當時的心態多半是：凡是國民黨反對的，大概都值得一看。
比較清楚地主張台灣獨立的，在當時大概衹有已通過“新而獨立的國家”宣言的長老教會。但是當時在成大的我們這群學運學生，對長老會是有很大的好感的。長老會的台南神學院，是唯一學生罵國民黨不用關起門來躲特務、教官、職業學生的校園。用閩南語作為教學語言，也使得從小被禁止說母語的我們覺得耳目一新。非常自然地，我當時對台灣獨立的好感逐漸形成。
直到今天，我還是認為理想中真正的台灣獨立沒什麼好反對的。國族之為物，包括“中華民族”，本來就與所有的歷史產物一樣，是變動不居的。如果獨立的台灣國當真是一個雖小但內部自由平等、對外免於強權傾壓的共和國，有何不可？但是支持或反對純粹的概念衹有思辯的趣味，沒有現實意義。現實中存在的台獨運動才是值得討論的。而我是在1980年代參與見證的歷次反國民黨抗爭中，徹底對逐漸主導了民進黨的台獨運動失望。
台獨希望依靠美國武力對抗中國，幾乎是完全繼承蔣家政權的冷戰位置──現在雖已非常清晰，我當時還不清楚。這種“獨立”，當然僅僅是把半世紀以來台灣的附庸地位換個名稱而已。
但是在1980年代的抗爭現場就可以看到的是，即使當真出現了獨立的台灣，這個共和國的政權絕不屬於“全體國民”，而僅僅是大資產階級與為其服務的律師等人的政權，因為即使在執政的可能性還遠在天邊的80年代，民進黨內的許多政治明星們就習慣驅策支持群眾當衝突時的火牛陣，以便為他們造勢好當選，以便讓他們有籌碼與國民黨折衝。而成千上萬收入微薄卻踴躍捐輸、面對棍棒盾牌還奮勇向前的民主運動參與者，幸運的能跟明星們握個手，不幸的被打被抓被關，還要被遊行總指揮罵成破壞他們“
和平理性”的活動的暴民。
此外，當我跟著一些基層群眾起來抗議台塑等大企業的環境污染等問題時，總會出現一些民進黨政客，用“咱平平都是台灣人”的理由，來勸我們拿錢收兵，讓他去“喬”個價碼出來。這些一再出現的現象，都預示了21世紀我們看到陳水扁。也讓我對全稱式的“我們ＸＸ人”的國族主義口號從此反感。
當時像我一樣不滿民進黨當權派的學生，比較願意稱自己的主張為“人民民主”，願意參與草根的社會運動，而厭惡政治明星們的選舉民主。而在我們參與的環保抗爭、工運與農運等基層抗爭中，非常清楚地，荼毒台灣環境與勞動者的，不僅僅是國民黨的“牙刷主義”[1]，而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分工中，外銷導向的台灣經濟必然的後果。台灣的工人與小老板們勒緊肚皮、拼死拼活地趕工生產，工廠與養豬場毫無顧忌地毒害鄉土與鄰居，不是為了台灣人民自己的需要，而是為了廉價外銷到美國市場。這些怵目驚心的景象，使得我們在有機會拿到馬克思的著作時，就饑渴地狼吞虎咽，因為裡頭說的絕不衹是19世紀中的歐洲，而是我們眼下的台灣。
80年代時我這派的青年，或許還算不上有很成形的思想體系與政治路線，而衹是必較廣泛地具有左翼傾向，在許多關節上，例如崇拜群眾自發性的風氣，或許更接近反菁英的民粹主義或反權威的無政府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真正確定我現在的政治觀點，是到了美國之後，透過了解美國社會、認識許多大陸朋友、以及參加無數的政治辯論之後的事了。
在美國
很幸運地，我的留學經驗與大部分台灣人不太一樣，沒關在房裡苦讀，也沒僅僅在湖光山色的大學城裡體會中產階級的悠閒生活。我申請到學校的地方一概是破敗的工業城，而透過很多前輩與朋友的幫忙以及自己高度的好奇心，我參與體會了不少五花八門的事情。
如果要評比那個地方最能夠代表資本主義的腐朽，我認識的第一個美國大城市──底特律──絕對會榮登榜首。
我總是喜歡帶著外來客暢遊底特律，跟他們說些我知道的城裡的故事。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導遊”任務，是帶著北京清華大學來的一位政治經濟學專業的訪問學者。對於美國帝國主義，他是堅決反對的；對於美國的資本主義，他認為遲早是會崩潰的；可對於美國的物質文明，他可是贊不絕口。他認為中國應該堅持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與生產關係，但是也應該學習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
我從他住的那個風光明媚的大學城載他上車之後，就不斷地就“物質文明”這回事跟他拌嘴。我說，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不能分開來看的，到了那兒你就知道，最高度的生產力是會跟最悲慘的生活狀況同時存在的。可他說你看看這公路修得多好，這兩旁森林保存得多賞心悅目，資本主義還是有他的一套的，再怎麼說，美國人在物質上過得還是比中國好嘛，這是客觀事實嘛。
到了底特律，天色已經漆黑了。我們下了交流道走上了貫穿全城最大的伍德沃大道，一路往北走。路面坑坑洞洞的，兩旁水銀燈壞的倒是不多。走了一、兩英里，我的大陸朋友問我，這路燈後面怎麼都沒房子、店家？我這才想到，應該走外線道讓他看看。一靠過去就看清楚了，幾乎所有的商店建築都荒廢了，門窗用木板釘死，被無聊青少年塗鴉得更顯陰鬱。這景象綿延著過了一里又一里。我盡責地說，：“看左邊那高樓，那就是通用汽車的總部”。可他眼睛死盯著路燈後的廢墟，抿著嘴巴，全不搭理我。
那一年，是現在美國自由派懷念的柯林頓時期的高成長年代中期。泡沫經濟的崩潰已經讓日本對美國的競爭不再氣勢洶洶。從各方面來看，“世界汽車之都”的底特律都應該繁榮興旺的，而當時美國汽車工業生意也確實不差。可是底特律居民，除了有工會保障的全職工人之外，過的日子之苦，是我在台灣從未見過的。我的大陸朋友恐怕也無從想像。
我在當地參與的事頭之一，是跟一群當警察的黑人同學寫一個企畫案，要申請聯邦扶貧項目經費，利用城裡到處林立的廢棄大樓之一開辦一所供膳宿的學校給窮人家子弟。必須要供膳宿，是因為，在他們每天值勤中一再見到，黑人小區裡兒童營養不良的情形極為嚴重，而父母多半得兼兩個甚至三個差事，根本無暇照顧孩子。
關於美國的貧窮和饑餓問題，我不知跟多少留學生辯過。沒幾個人相信美國有人挨餓，因為他們的生活圈中衹見到過體重過重的，沒看過營養不良的美國人。但是即使美國每年都必須對外霸道地推銷他們的剩餘糧食，國內的饑餓問題從沒解決過。
2006年美國農業部的統計確實清楚明白地指出當年美國的饑餓人口高達8550萬人！而這僅僅是美國一國的狀況，要公允地評估的話，必須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作為一個單位來分析，則全球持續維持十幾億的饑餓人口，與歐、美、日壟斷企業的生意興旺，是不可分的一體兩面。這就是資本主義。
美國資本主義社會的巨大不平等，比起我生長的台灣甚至還更為怵目驚心。一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即使以全球2%的人口消費了全球40％的能源以及絕大部分包括台灣與中國大陸在內的全球各地加工出口工業的廉價消費品，即使長期以來維持著全球最大農產品出口國的地位，依舊無法餵飽將近十分之一的國內人口。這種發展，怎麼會是任何自稱左翼的人認為是應當追求的？
我可以理解1980年代的大陸人或許因為沒見識過真實存在的資本主義是怎麼回事，而有類似“中體西用”那樣認為可以衹引進資本主義物質文明、卻拒斥其他面向的不切實際的想像，但我無法理解與我同樣生長於資本主義社會的陳先生怎麼會有同樣的想像？
關於資本主義世界，當時我或許比剛出國的大陸朋友知道得多。關於“實存社會主義”，可就得靠他們教育我了。而我從他們得到的訊息，與陳明忠先生的印象差距頗大。
就說文革這回事吧。跟我同輩的，文革後才上大學的，多半跟大多數台灣學生沒什麼兩樣。老師說啥他讀啥，其他“課外”之事一概不管，衹盼著高分畢業找個高薪工作。而年紀大點的，經歷過文革的同學，則精彩豐富得多，每個人都有種種興趣嗜好。談起文革時上山下鄉，固然有人悲憤不已，覺得誤了自己的前程。但是另一些人則認為那是他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經歷。近年來我結識的一些大陸學界朋友，談起當年插隊的那個村，也常常語氣親熱得像談自己家鄉。這些各式各樣的文革回憶，我相信作為統派的陳先生結識的大陸朋友不會比我少，應該也聽過，但怎麼就選擇衹相信“十年浩劫”說呢？
我特別要好的一位同班同學，跟我說過文革期間當工人的經歷。他是個個性溫和的人，可是當工人時也貼過大字報批評廠領導，因為他跟另一個同事覺得生產流程安排得不對勁。他說：“當時的社會氣氛就會讓我們這些年輕工人覺得廠是我們的、國家是我們的，出了差錯當然要糾正嘛。”他那份大字報最終沒什麼效果，還被領導報復了一下，但是他總覺得這輩子沒這麼有尊嚴過。他後來被美商公司聘為工程師回大陸到合資企業做事，放假回美國時，跟我說他沮喪得不得了，因為現在的工人全沒有“主人公心態”，完全一副來打工的態度，“這樣下去國家怎麼會進步”」可我說他們恐怕真的衹是來打工的，不是什麼主人公。
“主人公心態”這回事的確是中國大陸才有的概念，我認識的東德與俄國出身的朋友都從來沒聽過類似的說法。我曾聽一個朋友講過80年代早期她結識的一位大陸留學生的故事。她到餐館打工洗盤子，做了幾天，有點心得。有一天下工時，就很自然地跟老板說：“我覺得咱們的工作流程有些問題，大伙開個會商量商量吧？”
我們資本主義社會長大的人當然可以想像老板是什麼反應，但是這位故事的主人公跟我那位朋友說，從老板那一副“你瘋了是嗎”的表情，她才第一次體會到從小讀的資本主義雇傭勞動是怎麼回事。
有趣也很諷刺的是，我在商學院修課的時候，90年代美國的企管系在“豐田式管理”的風潮下，幾乎每一門課都在強調以前靠的物質刺激是沒有用的，重要的是如何激勵員工，讓他們“感覺到對公司有所有權”，好讓員工主動發揮首創精神──換句話說，把他們哄得產生了“主人公心態”，即使企業清楚明白地絕對不是員工的。
崔之元先生有篇著名的文章就是在說，西方認為最先進的日本式管理，與“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等文革前後的中國社會主義實踐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可惜他忘了提到，在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國，“主人公心態”是有物質基礎的，而在利潤屬於老板，工人隨時可以被解雇的資本主義企業中，那可純粹是戲法。
即使是我這個年紀的人，也就是六四學運學生這一代，深受西方自由主義影響的人，也未必都相信文革是“十年浩劫”這個官方說法。透過朋友介紹，我認識了一位六四後被判刑、出獄後到美國的北大學生。我認識他時，他已經滿嘴馬列毛到有點教條的地步了。
我當然對他思想轉變的歷程很好奇。他說，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他，80年代讀中學時，大家都把馬列毛當屁話，衹是得背起來應付考是的科目。上了大學，自由主義當然是最引人入勝的、幾乎可以用來解釋他們看到的當時中國的一切不公不義、用來打造內心的烏托邦的思想。一直到他進了監獄，才看到他從來不知道的事：牢裡的政治犯，絕大部分不是像他這樣的自由派，而是文革時的造反派，從70年代末被抓，一直被關到90年代還沒出來。而外界，至少他自己，完全沒聽過有這群人。是跟這些這些獄友的辯論與學習，讓他決定成為左派，因而卯起全力來生吞活剝以前不屑一顧的馬列毛，如饑似渴地探尋他上學之後，師長們就絕口不提、學校的中國現代史也一概不教的毛澤東時代的事。
除了大陸朋友之外，我還盡量找機會跟美國本地的左派或社運人士接觸、合作、辯論。最願意跟我辯論的是各個托洛茨基派的黨派成員，其他如無政府主義或屬靈傾向的運動人士，則多半信奉多做事、少說話的原則，對歷史與理論問題沒興趣。托派光在紐約地區就有超過三、四十個互相對立的組織與政黨，他們的主張五花八門，有些對毛有好感，覺得毛是個不自覺的托派；有些認為毛和史達林沒什麼兩樣，從1920年代開始就背叛革命；還有一些在我看來更古怪的，認為資本主義全球化是個進步，會把所有的農民變成工人，而據說“大家都知道，馬克思認為農民是反動的，衹有工人階級才是革命的”。
在與這些門派的辯論之中，我愈來愈發現，毛澤東版本的馬列主義，確是各種馬克思主義流派中，最清晰、最有解釋力、也最貼近現實、可以用來思考方方面面的實際運動問題的一套。
就這樣，甚至還沒到過中國大陸，我就成了個思想與感情上的毛派。而之後有機會到大陸各處看、四處找人談，益發讓我相信，毛澤東路線是正確的，而陳明忠先生所贊賞的鄧小平路線，非但與社會主義是背道而馳，而且終究是不可持續的。
陳明忠的“左統”主張的問題
以上談的，是我的一些個人的片面與感性經驗，如何讓我產生與陳明忠先生大不相同的觀點，以舖陳這些在台灣也屬於極少數派主張出現的脈絡。我現在想開始正面響應陳明忠先生的“左統”主張中，我認為極為錯誤的部分。
“一國兩制”是假統一
首先，陳先生支持的“一國兩制”的統一路徑，我認為背離了即使是最保守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更遑論民族解放運動的主張。
從英國革命、法國大革命、乃至美國內戰以來的歐洲與北美資產階級建立獨立與統一的民族國家的歷史，往往不言而喻地成為之後其他弱小民族的民族主義的範本：對外擺脫強權干涉、對內建立統一的政治體制、“國民一律平等”的法律體系、統一的國內市場、民族工業化、、、等等，幾乎都是所有民族自決、民族解放運動的內容。
在當代帝國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之下，受壓迫國家要複製這種歐洲經驗是否可能？一直是毛派和依賴理論等左翼流派同主流民族主義者觀點相異之處。但是，無論是否可能，民族國家的統一與獨立要有意義，非得達成境內所有居民，無論國藉、信仰、種族、性別、等等，法律上一律平等。如此，行政上就公開地把人分三六九等的前資本主義制度才能消失，而資本主義號稱人人在市場上公平交易的意識型態，才具有現實基礎，從而資產階級靠著經濟力量，而不是赤裸裸的國家暴力占上統治地位的正當性，才能為人信服。因此，帝國主義的治外法權必須廢除、“刑不上大夫”必須打倒、地方割據必須消滅。沒有這些具體內容，“統一與獨立的民族國家”衹是空話。
陳明忠先生所提到的劉自然事件所暴露的美國在台的治外法權，就足以證明蔣家政權當年整天叨念的“中華文化復興”是空話。
“一國兩制”是什麼內容呢？陳明忠先生說，照此計劃統一之後，台灣將保有自己的一切制度機構、甚至軍隊，而且清楚地表明，他認為，這對“台灣”好得很。
我首先不理解，作為左派的陳先生怎麼也會跟國、民兩黨一樣全稱式地說“台灣”，而不問是對台灣的誰好。更重要的是，這種“統一”根本就是虛假的統一，現實上就是讓台灣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繼續維持在美、日陣營中，衹是口頭上說說“一個中國”而已。這算哪門子“統一”？
必須承認的一點是，兩岸的資產階級早就統一了。30年來大陸經濟成長最關鍵、也最大的部門──加工出口工業──不僅依循台灣經驗，更有台灣資本家的積極參與，長年以來一直維持“外資”投資的第一位，同時也把依賴美日的代工模式複製到了大陸。無論立場藍綠的大資本家，幾乎沒人沒在大陸賺了錢的。連一些老政客官僚們也在“國共合作”的架構下，分享到大陸國有資產流失的豐潤商機，就跟他們20年來在台灣搞的一樣。
統獨問題，對他們來說，衹是某種行政安排的問題而已。而“一國兩制”之類的分裂安排，有利於高度金融化的資本規避任何一地的行政、法律與政治監督，視需要到處跑，分散風險。這與19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模式是一致的。
兩岸分裂的是一般勞動人民。許多台灣工人因為老板跑到大陸而失業，因而反華仇華，成為死忠台獨支持者。而即使在馬英九上台之後，除了為炒樓巨富舖上紅地毯、為比較富裕的觀光客敞開雙手之外，大陸平民百姓要合法地移民來台，依舊必須面對各種苛刻而帶侮辱性的行政關卡，來台之後更要面對各種法律、行政、與社會歧視。
不僅名義上處於分裂分治狀態的台灣是這樣，名義上已經納入“一國兩制”的港澳，對於大陸人的階級差別待遇更是明顯。貪官污吏富豪巨紳要去置產炒樓炒股炒期貨，通行無阻，但是社會最底層，最受歧視的、過得最苦的人，依舊是困居在天水圍等低收入小區的大陸新移民。在港澳，連外籍家傭受到的保障都比大陸新移民多。
連保守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都得講究保障最起碼的人民平等權利。一國兩制卻是從體制上去製造和鞏固人民之間的差別。這種作法與民族解放運動的主張，難道不是對立的嗎？
不能否認20餘年來台灣與大陸單向的交流，在許多層面上增進了台灣人民對大陸的一些了解，許多個人層次上的親密緣分時常出現。但是，這些都不妨礙在資本流動之下生計備受威脅的台灣中下階級，尤其是工人階級，在沒有進步運動提供另一個視野之下，日益增生恐懼飯碗被搶之下的仇華心結；這些交流也不妨礙大陸工人親身體驗到台商公司為了趕單價日低、交期日逼、質量要求日高的美國訂單，極力壓榨受雇者，從而總結出面目猙獰的台灣人印象。這些活生生的每日經驗，比什麼人的宣傳、比歷史殘留的省籍情節，都更有力地日復一日地在分裂兩岸人民。
“改革開放”不是新民主主義
陳明忠先生認為現階段中國正在進行的，是“新民主主義”──抗戰時期毛澤東提出來的階段性口號──也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採用資本主義方式、利用資本主義、又限制資本主義，先讓中國富強起來，但沒有放棄社會主義的大目標。而陳先生認為這是完全正確的，“窮國怎麼實行社會主義呢？”社會主義衹有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社會，也許在未來的“信息社會”中才能實現。
我必須反對陳先生的這些主張。我認為他既誤解了新民主主義的內涵與時代背景、對於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的現實的理解極為片面、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停留在19世紀末歐洲中心主義的時代、甚至還寄希望於西方資產階級庸俗的“未來學家”們的空談。
中國革命中的“新民主主義”以及其他國家類似的政治主張與實踐，是列寧主義者對20世紀的人類解放事業最重大的貢獻。在這個路線下各國人民的革命，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造成了歷史上第一波重大的挑戰。這個路線，具體地來說就是，在落後國家，由工人與農民的聯盟為主體，以工人階級政黨為實質的推動者，聯合一切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的社會階層，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奪取政權，取得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土地改革等民主要求的實現、以及服務於國內需要的民族工業化，然後不間斷地邁向社會主義過渡。
以上路線的基礎是從列寧以來對於帝國主義的分析，而此種分析區別了20世紀的共產主義者和其他流派。
上個世紀之交的歐美各社會民主黨，及第二國際，占主導地位的主張的確是類似陳明忠先生那樣的，認為任何社會的歷史發展必然得重演西歐的過去：先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革命，然後才談得上社會主義革命。對於殖民地問題，伯恩斯坦等修正主義者拿著“歷史階段不可逾越”的教條，實質上宣傳西方左派不應反對帝國主義擴張，因為這會消滅落後地區的前資本主義制度，把“未開化民族”帶進資本主義，從而為社會主義做好準備。他們主張的是“文明”的殖民地政策。伯恩斯坦本人尤其大力支持德國進占中國的膠州灣，以“散布文明”。
但是列寧及其同代與之後的追隨者認為：在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可能重複西歐的歷史發展，因為帝國主義會扼殺各地民族資產階級的萌發、扶植出為帝國主義中心服務的發展模式，將這些地方置於經濟上永遠的庸屬位置。各種前資本主義的落後因素，俄羅斯的沙皇專制、印度的種姓制度、中國搖搖欲墜的滿清王朝及其後的軍閥割據、等等，非但不會被帝國主義消滅而取代為西歐北美式的資本主義制度，反而會被帝國主義者強化鞏固並利用來為其資本積累服務。因此，落後國家的工人、農民應該扛起以前在西歐各國由資產階級完成的歷史任務。
1949年的中國革命可說是將這種路線的民族解放運動掀起了高潮，隨後各個第三世界國家的反抗運動紛紛舉起“打倒三座大山”的旗幟風起雲湧地起義，1975年越南的統一與獨立可說達到最顛峰，之後則一路下滑。
列寧主義的民族解放計劃的重點是，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的虛弱，革命後的工業化必須主要由國家來推動，列寧稱這個階段為“國家資本主義”，是“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依舊具有資本主義的許多矛盾必須面對。中國大陸1978年至今的發展是顛倒的。在沒有資本家的社會中，硬生生地創造出了一個資產階級。19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有計劃地把把過去辛苦建立起來的服務於本國需要的民族工業給瓦解掉，而把中國的經濟成長重心放在台灣式的加工出口工業，為美、日、歐大企業提供低工資、高污染的代工，服務於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積累的需求。
陳先生寄望的未來的“知識經濟”其實早已實現，而且是當今中國經濟之所以依附於美、日、歐的核心問題。在WTO的國際知識產權協議之下，過去以科技教育扶持民族工業化的作法已經不切實際了。“懂得做”不見得就“可以做”。中國培育再多的技術人才與研發能力，不納貢給掌握知識產權的外國壟斷企業，就是不准做。
2005年中國科技部副部長批評20餘年來汽車工業與外資合作的“市場換技術”策略完全失敗，導致中國汽車市場被外資壟斷，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無法反帝、甚至積極服務於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的發展，怎麼能跟“新民主主義”相提並論呢？
到現在，改革開放中，中國政府一手打造的“新興社會階層”，即資產階級，非但可以靠著發家致富受褒揚、入共產黨，還可以在中共17大上坐上主席台。從2004年關於這群人的“第一桶金”哪來的爭論被中共高層硬生生地喊停這個事件，清楚地說明了問題：貪污腐敗、盜竊國產與集體財產，是當代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我們不清楚大陸社會”來迴避問題。我不懂的是，如果他們那麼強烈地自認為是中國人，怎麼30年來對於中國事都還“不清楚”呢？當他們贊揚中國改革後的經濟成就時，難道看不到這些成就背後勞動人民和自然環境所遭受的對待？或是，他們就跟任何資本主義的擁護者一樣，認為這些不公不義是資本主義發展不可避免的代價。那麼，他們在那個意義上可以稱自己為“左派”呢？
至於陳先生提出的“有高度生產力才能實施社會主義”，正是鄧小平以來中共領導者一再強調的第二國際教條。這個“先富起來才能革命”的邏輯永遠必須面對一個問題：富到什麼程度才算夠格可以革命？美國這個國家夠富、夠強了吧？美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除了在一些宗派的小冊子上，至今可看得出一絲端倪？
文化大革命的意義
陳明忠先生說他搞不懂文化大革命，因為沒有一本好書，衹知道是一場浩劫。我同樣到目前為止對文化大革命，即使高度關心、好奇，也衹能有片段的認識。因為直到這一、兩年來，文革在中國大陸是不准討論的，衹有跑到海外以反共專家為業的人可以寫大部頭的“十年浩劫史”之類的書，而真正積極參與在這個巨大的歷史事件中的人，在國內，要不就不說，想說的卻不准說。一位我認為是真正的左統派的朋友在台灣辦的《批判與再造》雜誌，最近四、五年來成了一些倖存的文革造反派發表文章的園地，毋寧是幫台灣左派盡了一些應盡的責任。
我不打算在此為文革翻案。的確，文革是失敗的。當初文革想打擊的“走資本主義路線的黨內一小撮當權派”，之後牢牢地當了權，子子孫孫也都發了財。經歷過文革的幾億人有幾億個不同的複雜經驗，很多人是負面的，也有很多人是正面的。這些歷史，在中國大陸看來可能正逐漸允許討論的狀況下，是有可能愈來愈清楚的。在此，我衹想說，沒有文革，馬克思主義早就死亡了。而文革的遺緒，在世界各個角落都產生了鮮活的各種進步實踐。
罵文革把中國搞得大亂、搞成無政府狀態的人，如果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回去重新看〈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等基本文獻。從馬克思到列寧、甚至連名聲狼籍的史達林，都一再強調，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黨的專政不能取代工人階級的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必須要消亡、消亡的物質基礎就在於解決腦體力分工、城鄉矛盾等各種矛盾、“國家資本主義”絕不是社會主義、甚至社會主義國家也衹是革命的暫時的形式。
列寧清楚明白地指出：“我們和無政府主義者都認為廢除國家是目的，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分歧。但我們肯定地說，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暫時利用國家權力的工具、手段、和方法去反對剝削者。”[2]
毛澤東反覆地在各個場合講共產黨一定會消滅，甚至說：“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實在好。我們的任務就是促使它們消滅得早一點。”[3] 這當然不是附和蔣介石，而是重複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個核心信念。在這個主張上，馬克思主義批判地繼承了啟蒙時代以來的西方民主運動傳統，並往前推進。去掉了這個大目標，共產主義運動的進步性就非常可疑了。
1950年代之後的蘇聯，非常確定地絕不是一個意圖走向“國家消亡”的暫時政體，反而不斷鞏固黨和國家的權威，把國家資本主義當成不朽的最終目的。我不懂為什麼陳明忠先生把蘇聯稱為“極左”。歷代的觀察研究都發現，在蘇聯的企業中，和資本主義企業沒什麼兩樣，有層層的官僚，經理掌握支配工人勞動力的權力，而工人衹是來上班聽命的，差別衹是福利比較好、職位有保障。
“計劃經濟”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核心，這是錯誤的。資本主義壟斷企業同樣實施計劃生產，通用汽車公司還一度是全球產值最大的計劃經濟體。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中、蘇論戰中首先對蘇聯體制開炮。除了與帝國主義“和平共存”的幻想、大國沙文主義的問題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社會主義國家裡頭到底還有沒有階級矛盾的問題。當時的中共認為，即使法權上取消掉生產資料的私有，與資本主義私有制所配合的勞動過程中的指揮與被指揮關係、分配上的剝削與被剝削關係，依舊在國家資本主義之下存在，因而還存在階級矛盾，必須解決。對許多其他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中、蘇論戰是讓他們重新看到社會主義運動還有生命力的關鍵事
件。
除了馬克思早已指出的腦體力分工關係、城鄉矛盾等等之外，1950年代毛澤東就清楚明白地指出了共產黨執政下的中國社會的一些重大的具有矛盾的關係：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黨和非黨的關係；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等等，還說了一定會有更多矛盾。當時，他以獨特的辯證法中關於矛盾的不同性質的觀點，認為這些矛盾都可以是非對抗性的，而以主觀努力解決，但也可能解決不了、變成對抗性的。解決了矛盾，就往社會主義過渡又邁進了一步。
絕大部分解決上述矛盾的措施，是基層群眾發展出來的，毛澤東等領導人再加以肯定，如人民公社、鞍鋼憲法等。“放手發動群眾”、“激發群眾的首創精神”，是中共在長期內戰中發展出的信念。到了1965年，在大部分人眼中，主張蘇聯模式國家資本主義的一派與毛澤東這派之間的矛盾，顯然已經發展成了無法調和的對抗性矛盾，因而文革發生，毛的路線一時占了上風，直到1976～1978年才歸於失敗。但是，沒有這最後奮力一擊，沒有這史無前例的以國家力量試圖推動國家消亡的嘗試，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政治運動，早就乾癟貧乏得無人問津了。
但是，反對專家至上、反對包辦主義命令主義、要求放手發動群眾的首創精神、“主人公心態”──文革時代最重要的一些精神，在世界各地的農村發展工作、社會工作、以及形形色色的社會運動和更多領域中，以“empowerment”（譯為賦權、培力、增能、等等）這個英文字眼活了下來，發揚光大。被右派大力嘲笑的“土法煉鋼”中所提出的“大、新、洋與小、土、群”的結合，現在成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等主流機構的官方政策，名為“適當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當代世界的各種社會改良措施，幾乎無處不存在文革的精神遺產。
讓我覺得痛心的是，許多在中國大陸包外國基金會搞各種項目的中國大陸學者，或許是由於對文革的重大隔閡，必須用英文來說這些聽來頗玄奧的洋概念，而不知這些其實都是“出口轉內銷”。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肯定社會主義與民族解放運動的結合是20世紀各國人民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最有力的挑戰，而文革是這個運動的最高潮，那麼包括文革在內的這整個世紀的運動的失敗與成就，21世紀的左派都應該批判地繼承下來。我認為這是歷史唯物論最基本的態度──正視歷史，從歷史中反省學習。
自從1980年代，社會主義加民族解放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運動，從節節敗退終至潰散以來，許多各地的進步人士紛紛急著與這個傳統劃清界限，以圖重新打造全新的愿景。問題是，無論如何，面對帝國主義依舊稱霸、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依舊帶來重重苦難、甚至極可能通過環境災難而消滅全人類的21世紀，我們依舊必須像前人一樣構思出路、構思推翻並替代資本主義的道路。一味否定包括文革在內的20世紀革命經驗，會使得我們在思考出路問題時，僅剩下空想一途。
注：
[1]當時黨外/民進黨批評國民黨政權之所以恣意糟蹋台灣環境與人民，是由於他們口袋裡放了隻牙刷，隨時準備等老共一攻來就逃到美國去，所以無須愛惜這塊土地，因此謂之“牙刷主義”。
[2]《列寧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22頁。
[3]《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79頁。
陳信行現任教於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科學與技術研究（STS）與勞工研究，著作包括發表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市民社會與跨國階級政治〉等學術文章以及發表於「苦勞網」、《批判與再造》、《左翼》等處的評論與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