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圖片來源 |
遮蔽的新聞自由
‧ 朱淑娟／2010.12.27
歲末的台北，溫暖的陽光化解了不少寒意，午後與大陸「壹報」創辦人翟明磊、「多揹一公斤」公益創立人余志海見面。沒有陽光的室內，咖啡很快就涼了，談到兩岸媒體環境，靜默的心卻是火熱。
如今大陸的新聞控制一如台灣戒嚴時代，但良知卻召喚像翟明磊這樣的新聞人奮力掙脫、追求新聞自由。然而走過戒嚴時代、如今享有新聞自由的台灣媒體，或因向政商靠攏、或因業配喪志，對新聞自由卻是自動繳械。
新聞科班出身的翟明磊，曾是南方周末記者，辛苦採訪的「明孝陵保衛戰」被撤，原因是「這稿子批評了南京市政府」，他憤而離職。
隨後創立「民間」雜誌，卻被上海文化市場以「非法出版物」抄家查扣，原因是這期刊登了土地維權運動（例如台灣的大埔事件）。翟明磊在停刊告讀者書中表示，「民間夏刊中只有一小部份批評了地方政府在土地問題上的不良舉動，我們出發點是拳拳愛國之心」，「民間有理，愛國無罪」。
2007年他創立一個人的網路報「壹報」，持續聲援正義、聲援被迫害的維權人士胡佳、盲人律師陳光誠等人。「壹報」時遭當局屏蔽與封鎖，只因為他公開呼籲，當局應解禁一些保持個人獨立看法的博客與網站。
翟明磊的這些遭遇，在我聽來卻是五味雜陳。因為相較於大陸，以「正常情況」來看，如今台灣媒體享有較高的言論自由，因為批評了某政府、某政策、或聲援誰而稿子被撤、雜誌被抄，都是不太可能發生的事。
但另一方面，以結果來看，翟明磊所遭遇的這些事卻已經出現在台灣媒體。
記得兩年前發生在高雄的潮寮空汙事件，當時我還在主流媒體，環保署長、高雄縣長、工業局長一再的荒腔走版，官位卻穩如泰山。這麼大的事都扳不倒這些把人命當芻狗的官員，直到如今我都覺得是環境記者之恥。
記得那時寫了10個特稿，一篇都沒登出來，而掛著自己名字的新聞稿，中間也經常被夾帶「某某官表示、某某官指出」。原來你的長官可以跟你的採訪對象直接「溝通」新聞，還能聯手對付你。我很慚愧沒像翟明磊一樣辭職以明志。
而要不是公民記者，苗栗大埔事件恐怕還石沉大海，即使當怪手開進稻田，紙包不住火了，苗栗縣長劉政鴻還是主流媒體筆下的「五星縣長」。翟明磊說，他無法想像，大埔事件這麼大的事，「台灣的媒體」竟然沒報。
大陸媒體基本上都在當局掌控中，對一些不聽話的博客、獨立媒體人，更是用盡心思對付，還分級列管。例如，第一級是一有「不當」報導或言行，叫公安圍住你家不得進出。第二級雖然圍住你家但能進出，第三級就是無時無刻有「影子」盯著你。總之要搞到你擔心受怕不再報導為止。
翟明磊就曾經被第二級管制，住家樓下整整被圍了一個月，後來發現他不妥協，公安也就撤了。他說自己其實膽子很小，經常要注意門是不是關好了。
我們是幸運的，因為台灣的媒體不用擔心這些，但官方卻用另一種「友善」的方式達到了相同的目的。給你廣告、給你業配，給你經濟利益。媒體老闆、官員用人民的納稅錢在大飯店「溝通」，美食美酒當前，一笑抿恩愁。
當我說台灣的政商、媒體勾結太嚴重時，翟明磊笑了，因為大陸的情況只會更嚴重。他覺得台灣因緣際會成為華人世界第一個享有民主的地方，公民社會的力量相當深厚，這是大陸遠遠不及的地方。然而，如今政商、媒體的利益共生，卻可能讓這些得來不易的公民社會力量不進反退。
周日的台北，全台最有影響力的新聞系所教授都站出來，不是抗議政府的新聞控制，而是要求政府、媒體應脫離業配的共生關係。中國時報記者黃哲斌為此辭職抗議。在告別2010年前夕看到這些，真有時光錯亂的感覺。
在重重困難中翟明磊還在堅持著，「支持我做下去的就是希望，最終要召喚的是人性的良知」。而在相對不困難的台灣媒體，我們的希望又是什麼呢？
歲末的台北，溫暖的陽光化解了不少寒意，午後與大陸「壹報」創辦人翟明磊、「多揹一公斤」公益創立人余志海見面。沒有陽光的室內，咖啡很快就涼了，談到兩岸媒體環境，靜默的心卻是火熱。
如今大陸的新聞控制一如台灣戒嚴時代，但良知卻召喚像翟明磊這樣的新聞人奮力掙脫、追求新聞自由。然而走過戒嚴時代、如今享有新聞自由的台灣媒體，或因向政商靠攏、或因業配喪志，對新聞自由卻是自動繳械。
新聞科班出身的翟明磊，曾是南方周末記者，辛苦採訪的「明孝陵保衛戰」被撤，原因是「這稿子批評了南京市政府」，他憤而離職。
隨後創立「民間」雜誌，卻被上海文化市場以「非法出版物」抄家查扣，原因是這期刊登了土地維權運動（例如台灣的大埔事件）。翟明磊在停刊告讀者書中表示，「民間夏刊中只有一小部份批評了地方政府在土地問題上的不良舉動，我們出發點是拳拳愛國之心」，「民間有理，愛國無罪」。
2007年他創立一個人的網路報「壹報」，持續聲援正義、聲援被迫害的維權人士胡佳、盲人律師陳光誠等人。「壹報」時遭當局屏蔽與封鎖，只因為他公開呼籲，當局應解禁一些保持個人獨立看法的博客與網站。
翟明磊的這些遭遇，在我聽來卻是五味雜陳。因為相較於大陸，以「正常情況」來看，如今台灣媒體享有較高的言論自由，因為批評了某政府、某政策、或聲援誰而稿子被撤、雜誌被抄，都是不太可能發生的事。
但另一方面，以結果來看，翟明磊所遭遇的這些事卻已經出現在台灣媒體。
記得兩年前發生在高雄的潮寮空汙事件，當時我還在主流媒體，環保署長、高雄縣長、工業局長一再的荒腔走版，官位卻穩如泰山。這麼大的事都扳不倒這些把人命當芻狗的官員，直到如今我都覺得是環境記者之恥。
記得那時寫了10個特稿，一篇都沒登出來，而掛著自己名字的新聞稿，中間也經常被夾帶「某某官表示、某某官指出」。原來你的長官可以跟你的採訪對象直接「溝通」新聞，還能聯手對付你。我很慚愧沒像翟明磊一樣辭職以明志。
而要不是公民記者，苗栗大埔事件恐怕還石沉大海，即使當怪手開進稻田，紙包不住火了，苗栗縣長劉政鴻還是主流媒體筆下的「五星縣長」。翟明磊說，他無法想像，大埔事件這麼大的事，「台灣的媒體」竟然沒報。
大陸媒體基本上都在當局掌控中，對一些不聽話的博客、獨立媒體人，更是用盡心思對付，還分級列管。例如，第一級是一有「不當」報導或言行，叫公安圍住你家不得進出。第二級雖然圍住你家但能進出，第三級就是無時無刻有「影子」盯著你。總之要搞到你擔心受怕不再報導為止。
翟明磊就曾經被第二級管制，住家樓下整整被圍了一個月，後來發現他不妥協，公安也就撤了。他說自己其實膽子很小，經常要注意門是不是關好了。
我們是幸運的，因為台灣的媒體不用擔心這些，但官方卻用另一種「友善」的方式達到了相同的目的。給你廣告、給你業配，給你經濟利益。媒體老闆、官員用人民的納稅錢在大飯店「溝通」，美食美酒當前，一笑抿恩愁。
當我說台灣的政商、媒體勾結太嚴重時，翟明磊笑了，因為大陸的情況只會更嚴重。他覺得台灣因緣際會成為華人世界第一個享有民主的地方，公民社會的力量相當深厚，這是大陸遠遠不及的地方。然而，如今政商、媒體的利益共生，卻可能讓這些得來不易的公民社會力量不進反退。
周日的台北，全台最有影響力的新聞系所教授都站出來，不是抗議政府的新聞控制，而是要求政府、媒體應脫離業配的共生關係。中國時報記者黃哲斌為此辭職抗議。在告別2010年前夕看到這些，真有時光錯亂的感覺。
在重重困難中翟明磊還在堅持著，「支持我做下去的就是希望，最終要召喚的是人性的良知」。而在相對不困難的台灣媒體，我們的希望又是什麼呢？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