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報》誰的民國？誰的百年？

圖片來源：破報

面對將來的民國100年，在政府的廣告回頭觀望黃花崗72烈士時，破報的這篇文章以和我一樣的生活姿態觀照了真正在這片土地上生活著的人們，試圖探究這100年來，在這個島嶼上的人們對自身的歸屬與認同是如何因為歷史造成斷裂而無奈地湮沒在柴米油鹽中，藍綠政黨殷殷以"台灣人"召喚出來的，究竟是我們這些不同來歷和文化背景的族群融合而共有的價值認同，還是張牙舞爪、構築在利益操作之上的鬼魅？

年輕的一代活在網路與快速充塞的大量資訊之中，老人們的記憶像是在作者的奶奶的房間中，從未見光的塵埃，年輕的一代有自己要面對的問題，沒空也沒興趣傾聽；但這篇文章的作者和態度才是真正面向未來應有的，因為我們都不該忘記揹在每個人背後的，歷史的重量。

全文轉載自破報復刊463期

陳韋臻 — 週五, 2010-12-31 00:07

採訪／陳韋臻、劉美妤
文／陳韋臻

從語言、文化、統治政體來說，認同在台灣一直都是種很詭譎的存在。《破報》討論民國百年特刊內容時，我們先是討論「國家」的概念，後辯論「百年」與「台灣」的關係，最後決定訪問經歷不同政權的老人們，試著理解他/她們生命與「民國」和「百年」的關係。最初，我兀自揣測著達悟族人、閩南人與所謂外省人各自的認同對象，然而真正與這些人聊過後，才發現「認同」的建構性－－無論是在台灣島嶼上的建構或者我對他人的揣想，在這三位歷經不同歷史時段的老年人身上，認同無用；過多混雜和難以歸類的經驗，尋找認同突然顯得相當暴力與篩選。事實是，我永遠都瀝不掉我奶奶對日本文化的懷想，即使她說「我們就是台灣人」，而下一句話出現的卻是「當中國兵啥也沒有」；而林新羽的達悟族傳統涵蓋了一切生活，險些在白色恐怖中身亡，卻仍始終作為一名國民黨員；正當我們設想外省族群的祖國時，劉胡克琴奶奶卻不停重複「在台灣很好啊！台灣不冷！」毫無回到大陸生活的意願，氣候彷彿成為她願意選擇所屬國家的來源。

「民國百年」到底是誰的民國、誰的百年？

我的奶奶，原名吳氏翠蘭，昭和六年（民國20年）生於嘉義，民國34年更名為吳翠蘭，民國42年結婚冠夫姓改名陳吳翠蘭，現年80歲。我始終記得，幼年時，奶奶經常哼著日文歌謠《桃太郎》；有了第四台之後，只要奶奶拿到遙控器，NHK就是唯一選擇。但不知是時代異時並存的關係還是雙親的漠視，日文在我家的突兀感始終不曾消失，只有奶奶一個人會帶著笑容說：「跟妳姑姑去日本很累，我都要做日文翻譯！」而語句底下的驕傲，沒有任何人接話回應。慢慢地，只受過日本教育的奶奶，不再哼日本歌謠，待在房中看專屬於她且沒人理解的日本電視台。日本殖民歷史的具體存在，逐漸從我家淡出……忽視是一種最輕鬆的解決方式，也因此，這次踏入奶奶房間，問起關於整個生命與國家關係時，著實困難，難在理解、共感，甚至溝通。

幽暗的房間中，窗簾拉下，上頭的灰塵訴說著有多久沒有人去招惹陽光。這裡曾經是我小時候溜進來睡的寶窩，為的是架上全套的《三眼神童》，而旁邊許多日文雜誌與小說。這些外文書籍我從沒碰過，奶奶倒總在椅子上看得津津有味。很多年後，我才懂得，它們其實是奶奶的「母語」書。

提起她與日本政權間的關係，奶奶先從教育談起。僅受過日本國小教育的她，就讀位於嘉義的玉川「公學校」（現名崇文國小），全校都是「台灣人」，校區隔壁就是日本人就讀的「小學校」，國語課教授日文，修身課（現在的公民課），另有算數、地理、歷史等課程。小學生活中，日軍戰況捷報總會在朝會時宣布，「那時候『支那事變』（七七事變）結束，我們一大早到火車站迎接，一排人站兩邊，邊唱歌歡呼軍人回來……日本快輸的時候，每家都要輪流調人去造防空洞，那時候妳曾祖父身體不好，我替他蓋。」

14歲前的日據時代裡，奶奶的母親在日本醫生家幫傭，「洗衣服、煮飯、帶小孩，很辛苦……先生娘待我很好，有一年過年時還送我一件和服，很美……」提起這位先生娘，奶奶的臉上盡是笑容與懷念，日本戰敗後，在台日本人必須歸國，奶奶當時不曉得，日後回去醫生舊家找人，經過鄰居轉述，「知道他們走了，很難過，一直哭……那時候回去的日本人都很慘，東西都不能拿回日本，軍人都把他們的東西搶走……」緊接著，台灣光復，「大家都很歡喜要歸祖國，放炮仔、煮湯圓，大家都在慶祝歸國！」

然而，緊接的二二八事件，則瞬間打破了這些美好的想像，奶奶形容當時的情緒是「感覺為什麼官員要欺負百姓」，聽到此，我打斷了奶奶確認，「不是覺得中國人欺負台灣人噢？」她毫無猶豫地再次肯定了自己的描述。國民政府撤台後，奶奶相親進入婚姻，爺爺隨後入伍，「那時候很辛苦啊，一個人帶五個小孩，還有你爺爺的爸爸、媽媽都是我在照顧……以前日本戰爭時候，都還會照人數發生活配給，米、鹽、油、豬肉、番薯……生活比光復後還穩定不會餓死……沒有錢啦！妳以為是當日本兵噢？！當中國兵啥也沒有，不要來讓我寄錢過去給他就不錯了！」是的「中國」在這裡又出現了，但對應的卻是日本這個國家，就在我質疑奶奶究竟是甚麼國族認同時，她卻又回答：「我們就是台灣人啊！怎麼可能覺得自己是日本人？！」留我自己困惑在整個民族歷史的分裂中，而她卻絲毫不察……

短短兩個小時的聊天過程，日語、國語和台語交雜著確認，好幾回奶奶拿出紙與筆說：「聽不懂？我寫給妳看好了！」紙上出現的竟然是日文字！或者是「哎呀！這個字我只知道日文怎麼說……」透露出僅在光復後上過兩個月「公務員補習班國語課程」的奶奶，在國小六年「國語課」後，面對全新語言的困窘；但聽見奶奶說出這個完全逸出我生命經驗外的情形，卻同步解決了我另一個困惑：1978年開始，迄今連續32年不間斷的國小同學會。「我們同學會上，日語、國語和台語都會出現，會一起唱我們國小學的歌，住在日本的老師也會到台灣來參加，岩本文治先生還在女兒陪同下回來，很有心，看到我們竟然哭了……」這似乎是源於一種真正的鄉愁，儘管沒有確實指向的所在地，然而彼此的理解與共同的經驗，構成無以中斷的年度會面，歌單上，《太平洋進行曲》或者《異國●丘》曲名究竟意味著什麼並不重要，有人能在民國時代與她唱起同一首歌，才是真正的共存……

訪問最末，側向著陽光，奶奶左臉閃爍著水光，滑過皺紋，嘴角卻始終帶著笑意，囑咐我別忘了寫同學會的事情。

林新羽，目前族名以大女兒為名（達悟族人名字會隨下一代出生改變，以下一代之名為名，再加上稱謂），夏本拿拿恩（音譯），民國25年生於蘭嶼，國民政府來台後登記姓名林新羽，現年75歲。他的兒子阿嵐（林詩嵐）在接受採訪時，面對著對達悟語一竅不通的我，光是名字就覆述了不下五次，中間突然說：「妳先等一下。」之後話筒傳來一長串達悟語對話，除了「夏本拿拿恩」之外，一概聽不懂，想來是兒子重新與父母確認「夏本拿拿恩」的由來。達悟族人跟隨兒孫易名的傳統，讓兒子阿嵐得不停重新確認，之後繼續說：「因為我爸第一個生女兒，所以要等到我大姊的女兒結婚生小孩後，才能再往上升……爸爸跟媽媽同名……達悟族最高的名字是回到小時候的名字。」區區一個姓名的轉換與特殊性，直接突顯了國民政府姓名登記上，對於部落傳統的打擊；即使現今開放原住民改回部落原名，對於達悟族人來說，同樣不敷使用。

阿嵐的父親夏本拿拿恩，出生在日據時代，國小時接受日本教育，往後並未繼續讀書，因此唯一使用的文字便是日文，阿嵐說：「他的筆記上都是日文……更妙的是，有一次我有客人懂日文，看見牆壁上我爸寫的片假名，念出來，我想說他怎麼會講蘭嶼話，原來我爸用日文拼音寫出蘭嶼話。」一面牆上混種的語言，呈現出這位蘭嶼老人家特殊的政權統治生命史。

阿嵐說，父親經常提起日本戰爭時，蘭嶼島上的特殊景觀，「那時候美國日本在打仗，就會看到一些東西，像是敢死隊衝撞軍艦的畫面……有一次去海邊玩耍，撿到一箱炸彈，他們不知道是炸彈，就在那邊玩來玩去丟來丟去，結果一丟的時候，『碰』的爆炸，回家的時候全身都是血。」當時，即使偶爾會聽聞族人被抓去當日本兵，或者日本人會迎合當地傳統舉辦摔角比賽，但實際上皇民化的情形並未真正滲透到族人心中，「我們就是如果不種芋頭田、不捕魚，我們生活就過不下去。所以我們只會忠於在原本部落生活、文化上的想法。」

往後，「輸的官回去，贏的官進來」，國民政府對達悟族人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島上突然激增的監獄管訓官兵－－「輪葬」（音譯）。「這些『輪葬』都有槍、理光頭、有官階，可以運用職權。他們主要是管犯人、開闢道路，沒有在管當地人，但那時候我們的生活跟他們息息相關，芋頭田或者其他農作物，甚至家禽家畜都會被他們抓去吃，他們養的牛也都會亂吃我們的農作物，產生很多衝突……經常找他們理論，就打起來，我們族人還搶過這些『輪葬』的槍，拿石頭砸爛……」當時的夏本拿拿恩，當過鄉民代表，在彼時身為花蓮縣市議員，一旦族人與國民軍人產生衝突，便會來找他幫忙上門理論。而這位「狀似」雙方橋樑的老人家，卻也由於反抗國民黨，導致在白色恐怖時期，成為牽涉其中差點受害的達悟族人，阿嵐說：「有一次，我爸被國民黨抓去要槍斃，後來有一位從瑞士來的神父，有一些錢，就提了兩袋錢，說：『這是我的小孩，你們不要槍斃他，錢在這裡。』才救了我老爸。」

似乎，除卻這些日據時代戰爭的景象，以及國民黨執政後在蘭嶼島上唯一現身的掌權者「輪葬」外，對於二十世紀前半葉的蘭嶼來說，何者掌權根本與現實生活無關，「蘭嶼一直就是個孤兒，不管是日本或國民黨政府，都完全忽視我們。」真正漢人文化上帶來的衝突與歧視，怕是到了民國八十年代蘭嶼觀光全盛時期才大量現身。阿嵐回溯他幼時的記憶說，當時漢人觀光客，經常坐在遊覽車上，對著部落小孩丟糖果或灑銅板，或者丟菸給老人們撿，滿足自身的優越感。到此，我其實已經分不清漢人與國民黨或者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了，只是永遠記得，第一次聽見阿嵐提到此景時，從內在湧出的原罪感。中華民國政權對夏本拿拿恩或阿嵐來說，究竟意味著甚麼，與對於我奶奶來說，似乎更加幽微，阿嵐最後說：「從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甚至夏威夷，不管是語言還是長相，都可以找到我們蘭嶼人的影子，只要是南島，都跟我們有關。」這段不知該說是尋找血緣或遙想族群聯繫的描述，竟成了最末在我腦中環繞不住的話語……

劉胡克琴，民國16年出生於貴州，現年83歲。民國36年嫁給國民黨軍，隨夫駐軍東北；民國37年隨國民兵來台，先後居住過台南、嘉義、虎尾、高雄等地，現居於桃園大溪。身為一名國民黨軍人的妻子，劉胡克琴「理應」忠黨愛國；身為一名所謂外省族群，劉奶奶「理應」懷想祖國。這些表象直覺、實則建構的預設，在訪問過劉奶奶後，慢慢地模糊了起來。

出生在打仗的年代，劉奶奶與戰爭間的關係，綁在戀愛和婚後的遷徙過程。一前一後愛上兩位國民黨軍，第一位無疾而終，遇見第二位情人，劉奶奶已經成為二十歲的「老姑娘」，因此家人才同意結婚。豈料婚後是一長串逃難的過程，爬在死人屍體上逃離錦州會戰，隨後又被共產黨兵俘虜施暴，「民國37年政府就命令我們到台灣，大家其實很擔心，那時我們知道的台灣是很小很小的地方，想說這麼多人，怎麼裝得下？但還是聽命過來了，在基隆第三碼頭登岸，然後住在大直一間破破爛爛的小房子裡。」

做為一名軍眷，劉奶奶除了長大後印象中的「當時在大陸就是因為共產黨才打仗的」，或者似乎永無止盡的遷徙移居，眼下的政局對她來說，比不上八二三炮戰時小孩口中的一句：「爸爸打死了怎麼辦？」早年軍人的窮苦，以及丈夫可能戰死的陰影，將劉奶奶綁在繡花前不停做手工賺取外快，也讓劉奶奶對國家情勢的信仰放在「美國會保護台灣」的信念之上。所謂的祖國，是土地，不是國家，劉奶奶留在祖國土地上的其他家人，「因為我嫁給國民黨軍人，後來被共產黨批鬥，我弟弟不聽共產黨的話，被抓起來關。」

隨著國民黨來台41年後，劉奶奶終於在62歲時回鄉探親，對著無緣見到面的雙親，劉奶奶只能在墳上哭泣；但轉頭聽到的，是最初穿著花衣服回鄉時，只穿著藍色衣裳村民喊：「台灣來的！台灣來的！」血緣、土地，或者政權移轉，對她來說，都是這一切累積出來的生命經驗，無關乎概念或價值；她的愛國，是因為政權本身與她整個人生綁在一起，而不是出於價值判斷；她在母親的墳上落淚，但卻未曾想要「回到祖國」，而是「我覺得在台灣很好啊！台灣不冷，大陸天氣冷得要命。」

滿頭白髮的劉奶奶，躺在床上對著記者細碎地訴說這些藏了半世紀以上的故事，劉奶奶的外孫女在旁全程陪伴，一口氣聽聞了奶奶訴說這些生命經驗，掉下一句話：「從來沒聽過奶奶講這多故事。」與我和奶奶聊完後，「從來沒聽過奶奶講這麼多話」的感覺，著實類似。這種感受，其實對我輩來說，拉出更多的是種虧欠與愧疚，「民國百年」在此突然顯得過分虛無，卻又實在萬分，倘若我們的民國，始終包納不下那些從日據時代走過的人們、在不同原住民部落不曾被政權關心的族人、曾經生活在「中華民國政府」底下的對岸人民，101上的「R.O.C.」，就永遠只是三個英文字，與誰都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