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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整本書後，我可以清楚的看到理想主義的美好年代已然遠去，但從那個年代承襲而來的反叛精神仍然在美國繼續燃燒著，人民如今有了網路這個武器，選舉不再只是議題和外圍團體的技術操作，兩黨都必須提出更高層的價值而且受到公民的檢驗，公共領域的意見多元化和精緻度都日漸成熟，歐巴馬的當選就是最好的例子，只是，美國有這樣讓人羨慕的傳統，而台灣呢？這才是我看完這本書開始深深思考的。
我只是一個大學畢業，現在朝九晚五的中產階級，努力賺錢也只能養活一個小家庭的我，一直認為這個社會的一切我都無法改變，於是我養成了"那又能怎樣？"的口頭禪。
眼看著中科的爭議工程明明已經被高等行政法院宣布應該停工，卻還被政府曲意保護，甚至想盡辦法為廠商解套、挖土機無情的駛入苗栗大埔鄉農民們世代在其上耕作的農地，只因為資本家們說他們需要、台南東山鄉的居民必須花上自己的時間和汗水阻擋已經當場被發現違法偷倒非法工業廢棄物爐渣，卻還能被環保局長回覆"依法行政"的掩埋場業者、台東的原住民們必須為了明明已經被法院宣布停工，卻還是能得到縣政府閃電發出執照的度假村而自己花錢到首都來抗爭、看著每次選舉從來沒有關於公共議題的論述、價值的辯論，而總是藍綠一起有默契的威脅如果我們輸了，中國就會怎樣怎樣、每一台看起來都像同一台，報導完全沒有深度、只會扒糞灑狗血、服務既得利益的主流媒體......
那又能怎樣？
我還是這麼告訴自己，但我卻無法掩飾內心對這樣的社會日益增加的失望、焦躁、無奈，我想用冷漠來對抗，似乎有點效果，直到我看完了反叛的凝視。
我想起了自己應該還有一個情緒：憤怒。
我為什麼不應該憤怒？我的心靈被破碎的教育制度和扭曲的社會價值觀訓練成唸書時只看得到分數，工作後只看得到金錢，世界觀只有台灣和中國，不敢堅持自己的主張也不知道支撐自己的價值在那裡，對任何與社會公共利益有關的議題冷漠和退縮，即使現在從網路上，我逐漸訓練自己以非主流的觀點來觀察這個社會，但偶而，在我義憤填膺地想說些什麼時，卻無法提出一套屬於自己的完整論述，我不應該憤怒嗎？
再進一步思索，這個地方的問題在那裡？
書中的序引用了一段威廉‧菲利浦的話：「學者不是知識份子。學者是在大學教書的人，做學術工作的人。他們之中有些是知識份子，但大部分不是。知識份子有一個獨立的心靈，有一個寬廣而會歸納的心靈，有一個原創的心靈。我想，知識份子可以這三個品質來定義。不是所有的學者都有這些品質。」，這也應該是可以被接受的公共知識份子的定義。
但屬於我這一代的公共知識份子去那了？像張鐵志這樣的人，對台灣和以外的世界廣闊且有深度的觀察、歸納，能把複雜的論述，用淺顯而有感染力的文字表述，我們需要這樣的知識份子來拋出議題、帶領思考，但這些知識份子不是已經被體制收編，就是發出聲音的管道太過微弱渺小。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沒有一個屬於公民的公共議題交換平台、領域和媒體；公共電視在台灣應該可以扮演這樣的角色，但是，雖然可以看出她在公民議題上多元化的努力，但不論在挖掘的深度、批判的力道都太小，就拿我昨天（10/27）晚上看的"獨立特派員"節目為例：
只有半個小時的篇幅卻要探討都更的議題，採訪和分析的案例為了報導平衡找了一個成功的、兩個引發抗爭的，但因為時間太短，不論節目或觀看的我都無法仔細分析雙方的論述，官僚體系的說法只採訪到台北市政府的都更處處長，該處長的說法是一堆專業術語組成的煙幕，最關鍵的產銷生態鍊則只能採訪到最末端的銀行都更業務主管，但那位主管根本不知所云，甚至就用"那個"來指涉建商和掮客間的暗盤，擺明：我知道些什麼，但我不能說出來，沒有建商的觀點，也沒有被指控使用種種不法手段的仲介或掮客的說法；或許是後者沒有人願意接受採訪或說明。但如此重要，並且牽扯到人性的複雜議題，卻只值半個小時讓人越看問題越多的報導嗎？即使如此，公視這個媒體還是需要所有人的珍惜、呵護、監督、阻止政治力的介入，希望總有一天她能成為英國的BBC那樣更獨立而成熟的媒體，畢竟，太多有關公民議題的場合，我都只能看到公視孤獨的麥克風。
其實除了公視，我們還有許多左翼媒體和草根組織正在由下而上逐漸吸納群眾的養分成長，破報、立報、苦勞網、島嶼邊緣、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和許許多多因為受到各種不公的壓迫而成立的社運、工運組織，他們或是試圖從學術面發展屬於台灣的社會理論體系，或是直接把自身投入社會運動的實踐，台灣在公民社會面正邁向百花齊放的萌芽階段，真正的民主現在才要開始。
我們必須強迫自己從頭開始學習。沒錯，我說的是從頭學習；仔細觀察就能發現，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對各自的支持者拋出的議題都只淺薄的停在國族主義認同的草莽吶喊，不管那一方總是把結論糾結在鬼魅般的中國身上。但事實上，中國內部有比我們大得多的矛盾和鬥爭，溫家寶的改革在我們看來也許是空頭口號，但卻已經在中國內部掀起了濤天大浪，當今自由派和保守派的鬥爭在中國內部面臨世代交班的關頭是血淋淋的肉搏戰。台灣必須趁現在還保有經濟領先的時候（而這幅度正諷刺的隨著兩黨的努力內耗而縮小）建立所有國民的共同價值，那不是「你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那樣的議題，而是我們的社會是不是一個注重人權的、環境保護優先的、尊重各種性別和種族的、有社會正義的、多元價值觀可以在公開的領域各自陳述或辯論，而且言論都受到保護的成熟國家。
已經政黨輪替兩次了，但看看現在的台灣政治圈、看看這次五都選舉到現在為止檯面上政治人物的言論，一再一再地把自身的選票利益建立在兩個極端民粹勢力的對決、不中立的行政、無能遲緩的官僚體系造成的百姓災難上，對不起，立法委員不算，他們本身就是災難；請恕我直言，說立法委員是政治人物真是對他們的過譽，這群領走我們大批稅金的人在平時的工作好一點是學者，大多則是關說者、資本家或資本家的遊說分身、炒股票、炒地皮、黑道精神領袖、跑極端政論節目的通告藝人，但在選舉到時就會隨便披上藍綠之一的布條，跟隨著大喊專業、清廉、改革之類的空泛口號，表面上他們似乎煞有其事的彼此對抗，但說穿了，私底下他們是腐敗官僚、黨派、和財閥之間的利益掮客；在許多重要議題如開放波蘭醫學生學歷認證的公聽會，即便現場有媒體，網路熱心者也提供即時文字轉播，他們都敢大剌剌的和既得利益者眉來眼去，讓人隔著網路都能嗅到其中的腐臭味（好個民意代表，好個代議制度），面對這樣的政治地景，也許已沒有強人的專制，但我沒有理由憤怒嗎？
反叛的凝視中提到的，六零年代最重要的學生運動文件修倫港宣言，開頭第一句是這麼說的：「我們是屬於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我們是在舒適中成長，但是我們卻不安的凝視著這個環繞我們的世界。」
反叛是必要的，鬥爭是必要的，但我們必須有獨立的思考能力、吸納不同意見並加以分析的渴望、提出異議的精神、對弱勢永遠的關注、對當權者永遠的不信任和對體制永遠的懷疑，然後，我們的凝視才能讓這個時代燃燒；即使你身邊的人只會談論股票漲跌、只會關心自己的薪水、關於我們這個世代的主流媒體典範永遠都是工程師離職後創業賺大錢或是六大工商團體那種剝削勞工的血汗換來政策發聲甚至主導權的資本家，但這個社會還未僵死，只要還有一個人是憤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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